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词人纯从个人角度出发,通篇吟咏其个人情感,并不多加掩饰的将情感真实地凸显出来,体现了纳兰性德词作的完整风格。正是这样由于厌倦官场,无心于仕途,感情的细腻处又受到太大伤害,身处边塞,不能安心入睡。纳兰填词就是如此地
上阙以夜为背景。夜深无寐,边声静寂时,挑灯孤守。“倦舞却闻鸡”反用了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晋书·祖逖传》,纳兰性德反用“闻鸡起舞”的典故,说“倦舞却闻鸡”,表达出了词人真实而又矛盾的情感。好不容易有些许睡意,却又天亮,在夜与非夜的短暂缝隙里,征人偷空梦里回家,醒时泪湿青帕,乡思可谓缠绵凄切。
下阙的景色描写衬托出了睡意朦胧中在梦的边缘游荡的情形,其写景状物直至抒情,都显得丰富饱满。笔划到处,包揽无遗,沉郁而不见凝涩,全词“梦远轻无力”比喻精当,将无形的梦化作有形的时空距离来衡量,足见征人独守边地的凄苦恋家。作者胸中的离愁与款曲在迷离恍惚的氛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这一首词写作者在边地夜深独处,面对残灯短焰,欲睡还醒的朦胧情态。“倦舞”句用典出新出奇,深藏了诗人的隐怨。上阕不言愁而愁苦自见,下阕以浪漫之笔法出之,从梦中思念家乡来下笔不免落于常套,但却是以梦中去浣花溪寻觅诗圣的遗迹,真是诗人之想,诗人之语。
这首歌的起句平平,对“佳人”的夸赞开门见山,一无渲染铺垫。但其意蕴,却非同凡俗。南国秀丽,其佳人多杏目柳腰、清艳妩媚;北国苍莽,其仕女多雪肤冰姿、妆淡情深。此歌以“北方”二字领起,开笔就给所歌佳人,带来了一种与南方迥异的晶莹素洁的风神。北方的佳人何止千万,而此歌所瞩意的,则是万千佳人中“绝世独立”的一人而已,“绝世”夸其姿容出落之美,简直是并世无双;“独立”状其幽静娴雅之性,更见得超俗而出众。不仅如此,“绝世而独立”还隐隐透露出,这位佳人不屑与众女为伍,无人知已而独立栏杆的的淡淡哀愁-那就不仅是超世脱俗,而且更楚楚可怜了。这就是平中孕奇,只开篇两句,恐怕就令武帝企足引领,生出对佳人的心向神往之情了。
北方佳人既如此脱俗可爱,当其顾盼之间,又该有怎样美好的风姿呢?要表现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然而,这位富于才情的音乐家,却出人意外地唱出了“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奇句-她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秋波那么一转”,亡国灭宗的灾祸,可就要降临其身了!表现佳人的顾盼之美,竟然发为令人生畏的“倾城”、“倾国”之语,真是匪夷所思!但如果不是这样夸张,又何以显出这位佳人惊世骇俗的美好风姿?而正因为这风姿美得令人生畏,才更让人心驰神往、倍加牵怀。如果美好的事物都那么可近而易得,恐怕就没有这样摄人心魄的吸引力了。这就是“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的人生哲理。
此歌的结尾也耐人咀嚼。上文对佳人的美好作了极度的夸张,结尾则突然一转,化为深切的惋惜之语:“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美好的佳人,常常给人君带来“倾城”“倾国”的灾难。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这似乎是要告诫人君,记取倾城、倾国的古鉴,不可为“佳人”所误。但接着一句则又紧摄一层?纵然是倾城、倾国,也别失去获得佳人的良机-美好的佳人,毕竟是世所难逢、不可再得的呵!这二句故作取舍两难之语,实有“欲擒故纵”之妙:愈是强调佳人之不可近,便愈见其美;而愈是惋惜佳人之难得,就愈能促人赶快去获取。作者的用意,正是要以深切的惋惜之辞,牵动武帝那难获绝世佳人的失落之感,从而迅速作出抉择。这样收束,可谓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令人闻之而怅然不已。难怪武帝听。
《李延年歌》有三点特色。
其一,出语夸张,欲扬故抑。诗人将所咏美女赞为冠绝当代而独此一人,其美貌的程度竟至看她一眼城邦就会倾覆,再看她一眼国家就会沦亡,“美女亡国”之说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说的是男子有才能立国,女子有才毁社稷,旨在讽刺周幽王宠幸貌美而好迸谗言的褒姒以至亡国之事。此后,“倾城”、“倾国”就成了绝色美女的代名词。在《李延年歌》里,诗人极尽夸张之能事,危言耸听,但绝不是以此来昭示君王,求鉴前史,而是反其意而用之,以其具有倾城倾国的巨大魅力来极言佳人之美,达到引动君王思美之心的目的。
其二,情真意切,溢于诗间。《李延年歌》一诗,除了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外,其表达的情感是十分真挚的。李延年歌咏的佳人是自己的胞妹。无论是出于对胞妹的深爱之情而望她有个辉煌的前途,还是出于利己之心而进献胞妹,其诗中表现出的赞美都是热切的。短短几句的小诗,“倾城”、“倾国”的字眼二度出现,推荐美人的主旨非常鲜明。先言有此绝美之人,再言美人的惊人魅力,然后向君王恳切呼告:您难道不知这具有倾城倾国之貌的佳人,一旦错过就再难得到了!拳拳之心意,殷切的情感,在一咏三叹之中挣到了充分的表达,产生了沁人心脾的感染力,拨动了汉武帝的心弦。
其三,以简胜繁,以虚生实。中国画以墨为颜色,色彩可谓少矣。但那单一的墨色却可在鉴赏者的脑海中幻化出缤纷的五彩。如同齐白石的画,空白可谓多矣,但那空白处却可使人想象出无限丰美的境界。《李延年歌》只是咏叹了佳人的无双而不作具体描绘,这就势必使佳人的形象成为神秘诱人的空白,从而激发起赏诗者对她的神往、想象和渴念之情。当时在汉武帝的脑海中一定幻化出了世间最为美妙的女子形象。而后世的读诗者,更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历史知识及其特有的心理素质,想象出各自心中的绝色佳人来。在歌咏美女的中国古诗中,有不少细描实写的佳句,像“手如柔荑,肤如凝脂”之类。同时也不乏以侧描虚写取胜的佳篇。如《诗经·周南·关雎》,对女子品貌的描写只有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浓墨渲染的是男子对她的苦苦思恋、热烈追求和结合后的欢乐喜悦,以此显示出女子的美丽可爱。《李延年歌》显然也是以这种以虚生实的艺术手法取胜的。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