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月亮在李白之前就有,但只有李白的诗歌写月亮写的最好。
如今李白已经离开人世仙去,明月在天上已经又有了多少圆缺?
今天的人仍在吟颂李白的诗,明月也还像李白生前的那时。
我学着李白对着明月饮酒,月亮和李白又怎么能得知?
李太白既能作诗又能喝酒,我如今也喝百杯作诗千首。
我虽然羞愧没有李白的才华,但料想明月应该不会嫌我陋丑。
我也不曾登上天子船,我也不曾到过长安眠。
住在苏州城外一间茅屋里,无数梅花盛开月光撒满天。
注释
说:指描写月亮。
仙去:对人死的委婉说法。
李白诗:指李白的《把酒问月》一诗。
安:怎么。
料应:即应该料想到……。
天子船:指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咏李白的诗句:“天子呼来不上船”句。
长安眠:指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咏李白的诗句:“长安街上酒家眠”句。
姑苏:苏州的别称。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要理解这首诗,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宝钗所“忆”的究竟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她所忆的,当然是菊花。但菊花在这里象征什么呢?传统“红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菊花象征薛宝钗出家远去的丈夫,即贾宝玉。并且倾向于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说成是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但这种解释本身就是明显有问题的。首先,这种说法与脂批对后文的提示相龃龉。戚序本第7回脂批有云:“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而宝钗《忆菊》中却说“谁怜为我黄花病”,如果宝钗真的到了为思念宝玉而“病”的程度,又岂能说是“虽离别亦能自安”?其二,传统“红学”的解释也不符合宝钗自己对人生聚散的达观认识。第22回,宝钗《更香谜》,其末一句的说法是“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无独有偶,第70回,宝钗在《临江仙·柳絮辞》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如果宝钗是为思念宝玉而到了为之“痴”、为之“病”的地步,又如何是“风雨阴晴任变迁”?如何是“任他随聚随分”?因此,把诗中的菊花解释成贾宝玉,把整首《忆菊》诗解释成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实际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这里的菊花,还应该理解为宝钗高洁的社会理想方是。同回,宝钗作《螃蟹咏》讽时骂世,其中一句即云:“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姜,老辣之物也。比喻运用权力和法律,对螃蟹一样的恶势力进行惩罚和制裁。菊,高洁之物也,与姜对举,即比喻高洁的社会理想。第42回,宝钗私下里对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可见,男女各守其份,当官的清正廉洁,商人、农民努力为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这就是宝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正如宝钗所看到的那样:“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了书倒更坏了”。故,宝钗不惜颠倒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严厉批评那些士人“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样也自然引出一个话题,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已经失落,宝钗当然要为之“忆”。而这才构成了《忆菊》的主题。——菊者,理想中高洁的社会。所谓“忆菊”,就是追忆失去的理想社会!
从整体来看,宝钗的《忆菊》诗即表现了宝钗对在现实中已经失落了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苦苦追忆之情。而把这首诗与宝钗的另一首《画菊》诗对看,一忧虑、愤懑,一潇洒、解脱,这同时也暗示了宝钗的人生观必将由忧世、愤世,而走向出世、遁世的趋势。“慰语重阳会有期”是不可得的,只能“粘屏聊以慰重阳”。那么,再往后呢?只能到佛、道的出世哲学中去寻找精神归宿。故,宝钗最后必然是“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必然是“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而这就是脂砚斋所说的“虽离别亦能自安”的心态,以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精神了!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诗人在前两联用张良为韩复仇、诸葛亮匡扶蜀汉等典故,赞颂文天祥力图恢复宋室,欲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颈联表现了诗人对宋朝的留恋和对英雄的思念;尾联用东晋时过江诸人新亭对哭事,直抒诗人心中悲痛。全诗句句用典,而意脉一贯,酣畅深厚,郁勃沉雄。
“徒把金戈挽落晖”。“徒”字用得特别有力量,鲁阳挥戈返日是英雄壮举。文天祥在南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毅然起兵勤王,希望挽救南宋已无可挽救的命运,结果是徒劳无功,这一个“徒”字写出文天祥的悲剧结果,但“把金戈挽落晖”的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上面我们引的那首诗“大厦明非一木支,区区未忍听倾危”的心情。这句诗用鲁阳挥戈返日的典故,再加上一个“徒”字点出悲剧的结局。“南冠无奈北风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把文天祥的遭遇曲折地表达出来。文天祥无法抵挡北方的进攻、被俘而殉国。“南冠”“北风”暗用两个典故,但字面上却当句作对,天衣无缝。开头这一联已经交代了文天祥的悲剧结局。
“子房本为韩仇出”,这一句又用张良的典故,表明文天祥起兵纯粹为了报国。就结构而言是从上一联又倒叙回去。“诸葛宁知汉祚移”,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赞美文天祥,同时“汉祚移”三字点明宋亡。“大厦明非一木支”,但在文天祥心目中不计较成败利钝,汉祚虽移,而己心不变。这一联从起兵的动机和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的态度赞扬文天祥。张良、诸葛亮都是最出色的人才,拿他俩来赞扬文天祥,就不仅是指精神,其才能也全在不言之中。无奈大势既去,才士也无能为力。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诗人以低沉凄凉的格调叙述了大宋灭亡和文天祥遇害的事实,以哀切的笔调写出了自己悲凉沉痛之感,写出了对大好江山和英雄的急切呼唤,从而抒发了对现实的失落感。
“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里运用《世说新语》中的“新亭对泣”的典故,也是人所熟知的,但作者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引述,而是反用其意表达深沉的兴亡之感。这一联是承上联“鹤归迟”来的,您如果归来,也不要再上新亭去看风景了,因为现在比王导他们(东晋渡江)当时又远远不如了。这样理解较“我不须……”更深一层,因为这种情况我早已明白才对“鹤”归不必去望,又是始终扣紧文山丞相来说的。这一联又从死后写到做挽诗的今天,表明每下愈况的时势,寄托故国之思。
这首诗作以用典用事为长。出句用典,巧妙地把文天祥力挽危亡不成、被俘不屈殉节的一生概括出来;次以张良、诸葛亮为比,赞颂了文天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再以宋帝之传说,寄托了对文天祥的不尽哀思和追念;结以东晋之事,感慨文天祥壮志未酬、天下尽归异族所带来的痛苦现实。全诗笔力雄健,情绪深沉,在对文天祥的赞颂和哀悼中,也真实地展露了诗人自己怀念故国的悲凉沉痛心情。全诗气韵凝沉,寄寓深远,既突出了一个“挽”字,又有诗人自己的隐痛悲思,意蕴丰富,感人至深。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