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花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花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起句突兀，写醉中闻鸡起舞，表示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系心社稷，欲有所为。闻鸡起舞这个故事，后来成为英雄豪杰报国励志的范典。“醉来”二字，隐涵沉痛和忿激。当时金庭君昏政乱，皇族倾轧，国势日颓，大厦将倾，词人喝酒醉后，忧国的情绪冲破自我克制，表现出本能的狂放的冲动。一听到中夜鸡鸣，便立即起身，长袖舞剑，气概凌霄。词人此时心境，与当年横槊赋诗，以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一样，壮怀磊落，忧从中来，惊感时局危迫。《短歌行》首创于曹操。当时汉室危倾，天下大乱，百业凋敝，生民涂炭。曹操宴上酒酣，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座者无不涕泣。这就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作《短歌行》，词人故说它“壮心惊”。这两句，也是对首句的串说，因为《短歌行》亦曹操醉中起舞所赋。作者在此强调人生短促、事业无成的忧忿。“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金朝曾占有中国西北疆域，当时，“西北神州”为元人所占，故有此说。词人与金朝的有为志士，就象东晋诸名士一样，痛心国土沦丧，但欲救国而不能，只得聚会新亭，一洒忧国之泪。其中也含有词人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寓意。词人刘克庄亦有“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的名句。“新亭”，在江苏省江宁县，东晋诸名士常于此饮宴，感国土沦丧，叹息流泪，而王导激愤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依旧一新亭”，语浅惰深，点破了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亦道出首句“醉舞”之隐衷。“三十六峰”以下三句，来了一个大跌宕，感情由悲壮低沉突变为高昂亢脊，形成一殷压抑不住的强大冲力，将全词情感高潮推向顶峰。嵩山为五岳之中，词人将之喻为倚天矗立的三十六柄犀利的宝剑。想象奇特，夸张形象。其间又运用宝剑精气上射牛斗的典故，说这三十六柄长剑，气象郁勃峥嵘，豪光紫气，上贯斗牛之间，这正是词人磊落胸怀和报国壮志的形象写照。上片八句，四处顿挫，抑扬郁勃，上凌九霄。
下片主要写老大无成，理想落空的悲慨。“古来豪侠数幽并”，承上启下。涵意有两层：一是说幽并多豪侠之士，但那已是往古的事，今之金廷却不多见；二是作者自谓，遗山乃并州人，他称自己尚存燕赵豪侠气概。《金史》称词人“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元德明传附元好问》），可见并非虚言。这是遗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他的自信。“鬓星星，竟何成”承前句而发，言己虽乃幽并豪侠之士，但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忧愁催白了鬓发，不能为国立功，竟坐看西北国土沦亡。凄戚感伤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日封侯，编简为谁青？”是词人忿激之辞。意即，由于自己不在其位，报国无门，他日封侯，历史的编简定是为他人而青了这里，他借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其一）“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陈句，与杜诗命意相同。遗山当时已三十三岁，尚未贵显，遂叹借此身已是封侯无望。最后，词人表示自己既然用世无望，便只好独善其身，隐居屏迹。元好问在此词末自注云：“钓坛见《严光传》”。可知其虽珠到过桐庐。却也是以严光自比。但是，词人的遁隐，不是政作飘逸萧散，而是出于沉痛的社会政治原因。“风浩浩，雨冥冥”便是将风雨如磐，天地迷冥这大自然为之悲泣堕褶的氛围，来作为环境渲染，强调词人隐逸的万不得已和十分忧愤悲伤。
上片歇拍“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蝾”，是词人内心深处的本质情感，所谓酒后吐真言是也。“一掬钓鱼坛上涸，风浩诰，雨冥冥”，是写词人迫于客观形势万不得已的抑情绪的物化。这两种不同的境界，一豪壮，一悲凉，它代表了词人精神面貌的两个方面。前者兴会飚举，豪气磅礴，志贯长虹，后者感慨怨悱，气象萧森，猿哀鹤唳。这种心理矛盾的尖锐冲突，造成词人深沉的痛楚，是此词基调。作为幽并豪侠，不能一展雄才，栖迟零落，世道的昏昧，亦可以想见。爱国的词人，焉能不面对钓台，悲泪滂沱。这首词豪壮郁勃，磊落直率，挟幽并之气，能代表遗山词的风格。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为四句一首的绝句，实在叫人无从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的这一首《夜筝》诗，无疑提供了一个很精妙的缩本。
“紫袖”、“红弦”，分别是弹筝人与筝的代称。以“紫袖”代弹者，与以“皓齿”代歌者、“细腰”代舞者（李贺《将进酒》：“皓齿歌，细腰舞。”）一样，选词造语十分工整。“紫袖红弦”不但暗示出弹筝者的乐妓身份，也描写出其修饰的美好，女子弹筝的形象宛如画出。“明月”点“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倘如“举酒欲饮无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饮”的。读者可以由此联想到浔阳江头那个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写到弹筝。连用了两个“自”字，这并不等于说独处（诗题一作“听夜筝”），而是旁若无人的意思。它写出弹筝者已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低眉信手续续弹”，得心应手；“自感”，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有“自感”，才能感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旧时乐妓大多都有一本心酸史，诗中的筝人虽未能像琵琶女那样敛容自陈一番，仅“闇低容”（闇：àn，黯淡）三字，已能使读者想象无穷。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几乎没有正面描写，接下去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因而听者从这里获得的感受是“别有深情一万重”。
诗人就是这样，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全部的美妙。《夜筝》全力贯注的这一笔，正是《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节诗句的化用。
但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笔墨，是对琶乐本身绘声绘色的铺陈描写，而《夜筝》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衬的描写。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刘熙载说：“绝句取径深曲”，“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背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尤其涉及叙事时，绝句不可能像叙事诗那样把一个事件展开，来一个铺陈始末。因此对素材的剪裁提炼特别重要。诗人在这里对音乐的描写只能取一顷刻，使人从一斑见全貌。而“弦凝指咽声停处”的顷刻，就有丰富的暗示性，它类乎乐谱中一个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读者对“自弹自感”内容的丰富联想。诗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