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端午节遇到风雨，天气昏暗，使得汨罗江上没有人祭奠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屈原忠心为国却屡遭贬谪，怀才不遇，千年后的风雨还耽误了人们对屈原的祭奠和怀念，整个汨罗江上没有一处可以凭吊屈原英魂的地方，诗人心中不由得伤感起来，然而开放的榴花似乎在嘲笑诗人自寻烦恼，于是诗人只好自嘲的引用陶渊明的事迹，纵然陶渊明这样的纵情山水的隐士，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也丝毫未减。全诗在平淡的天气描写和议论中抒发情感。
此诗起句写景，先写端午节的天气，晦冥而有风雨，借景抒情，运用风雨之景为下文抒情做铺垫，第二句兴“英灵何在”之叹，诗人想起了屈原的怀才不遇，运用屈原之典故，进而感伤身世，为屈原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而感到愤懑，“汨罗无处吊英灵”一句中的“无处”既对应了上文的风雨晦暝，也抒发了屈原英灵无人凭吊的伤感。
后两句将“榴花”拟人化，一个“笑”字赋予榴花以人的情感，使得全诗生动而蕴含趣味，诗人在与榴花的交流中，借榴花之“笑”流露自己虽有才华但是不得志的情感。巧用了陶渊明的典故，运用对比的方法，表在自嘲，实指超脱自我。一个”醒“字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回味无穷。
整首诗委婉多姿，工致含蓄，表现了诗人贝琼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哀伤，也同时抒发虽不被赏识但仍旧洒脱的豁达精神，表达诗人对隐士人格和精神的向往。
此诗共八句，可分三个部分：发端——览镜——书怀。
开头两句为第一部分。开篇不直接入题，也无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出人意外。似乎诗人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修道成仙的人自然是长生不老，反之，那些凡夫俗子转眼就会走向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两句诗看似对道教的肯定，实则是对道教的挖苦。全诗也就由此而引起的。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诗人紧扣开篇的“衰老”二字，以自己为例证，写览镜之所见；深深的自嘲和自责，形成对报国无门、济世无路的现实的尖刻揭露和批判。李白从来崇尚道教，理应是“得到”之人，可是到头来，依然“白发如霜草”。“自笑”一句举重若轻，接法飘逸，可以说是对自己迷信道教的彻底否定。“空”“何”二字写尽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自笑”“扪心”“叹息”“问影”几个连续动作则把诗人览镜时的心理活动、外貌特征和神态举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俨然是作者晚年的一幅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诗人活用了两个典故。诗人变“桃李不言”为“桃李竟何言”，是愤激之辞：我纵有才能，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人赞赏“商山四皓”，是希冀自己能像四皓一样，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两个典故的活用，写出了不合理制度下，杰出人才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念、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和矢志不渝的政治热情。
全诗通篇并无华丽词句，而仅仅是以议论为主，间以声、色、形、态的逼真刻画，实在而不板滞，悲怆而不消沉，恰如水晶世界，直露、透彻；又似一片冰心，清冷、光明。其感人之处，全在于人格的力量和深刻的内涵。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天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