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滕宾普天乐失题小令十一首的第三首,作者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官场免得的批判,表现了归隐田园的志趣。此曲在构思上也颇有佳处。作者仍从写景入手,“翠荷”四句,写秋景。前二句是写眼前景,翠荷凋残,苍(深绿色)梧坠叶;后二句,一个“应”字耐人玩味,仿佛山若有情,山亦当憔悴消瘦。无情之物遂亦人格化,此用移情入景之法。
这四句写景,由近及远,由真切具体而至博大苍莽,层次分明;作者连用“残”、“坠”、“瘦”、“稀”四字,写出了百卉俱腓、草木摇落的萧瑟秋景,再加以“千山”、“万木”,极状空间范围之大,于是,疏木衰林、万物悲秋的肃杀之气,塞空而下,读之不减老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边落森萧萧下”的气概。其实,春华秋实,秋天固化剂橙黄橘绿时,秋本无所悲,即如宋代杨万里所说:“秋气堪悲未必然。”但因作者有感于岁月迟暮,有如草木凋零,故觉秋景惨然多凄。回首人生旅途,大半生已过,却仍然碌碌风尘,为名缰利锁所羁。故紧拉着由景物转入人事,写出了“蜗角”、“蝇头”等四句。蜗角,典出《庄子·则阳》,去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百万。”苏轼满庭芳词又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里用以表现作者对名利的鄙视。然而作者身羁官声,归隐之志未遂,在识时知机,进退行藏的认识上,应该承认自己是输与皆渊明了。一个“输”字,表现了作者对隐士皆渊明的倾慕和对自己未能及早归隐田园的悔恨,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
“黄菊围绕”、“良田数顷、黄牛一只”是作者预想归后田园生活的蓝图。一想到躬耕田亩,远离风波的自由自在,便欣然神往,故煞句以“归去来兮”表示其浩然归志。
此曲以景起兴,以情作结,皆统一于落叶归根这一主旨上。中间虚实交错,景与情,古与今,人与我,眼前与未来,时空腾挪跌宕,有对比、有反思、有展望。曲辞曲折而横放,语调苍凉而愤激。
主题
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出嫁于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讼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
婴宁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孝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力,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
表层的喜剧色彩和内在的悲剧情味,使这篇短篇小说跨在了喜剧与悲剧的边缘,成为女性命运和人类困境的一个绝妙的象征。小说写婴宁由无时不笑到“虽故逗亦不复笑”性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一种饱经世事挫磨产生的谨慎处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世事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这是作者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可能的折中,是他人情练达之见。蒲氏对婴宁的笑这种赞美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赏玩女性的嫌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而世事纷扰,人生多忌多艰,女子的处境则尤为难堪,即以“笑”而言,充其量只能“有时而笑”。他使婴宁不得不成为“全人”,更多地出于现实生活得失利害的考量,反映了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婴宁》表现在封建礼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处世原则倾向不妨说是趋向入世的。其价值根本上在于写出了旧时一个少女生世的欢乐与苦辛,写出了作者基于儒、道等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就作者用意和作品主旨,这篇小说是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对于婴宁而言,爱情和婚姻只是她步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她脱离言笑由心的自在状态进入人世生活的仪式。正是经过爱情、婚姻进而家庭社会生活的历炼挫磨,婴宁由一个混沌未开、率性自然的少女,一变成为心存至性、态度庄肃、无笑无戚、从容应世的少妇。这个带挫折性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理想纯真与现实庸俗冲突的普遍永久的象征。这篇作品不仅是有女性解放的意义,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
手法
《婴宁》篇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女主角的外貌美和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婴宁一登场,作者就以十分传神的笔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华绝代”,手拈梅花,姗姗行走在上元节的郊野;当她发现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仿佛不知道王子服“目灼灼”是为己者,亦没有想到此时遗花地上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来说是“大不检点”。开篇起势,作者就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也可以说是对婴宁的形象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划。以后在较长的篇幅里,作者暂时放下了婴宁,转写王子服对婴宁的相思。正是婴宁的美丽和卓荦不群的风姿,才使得王子服“忽忽若迷”,所以,此处极力渲染王子服的相思之情,一方面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王子服到西山中寻找婴宁)“蓄势”,另一方面也是对婴宁的虚写,字里行间都能让读者感觉到婴宁的存在。就象高明的画家善于“经营空白”一样,作者此处的虚写手法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
在《婴宁》篇里,蒲松龄也同时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特点。为表现这种神异性,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安排上也作了匠心经营。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开展的线索,但又迟迟不点明婴宁是个什么人。而是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使婴宁在作者布置的疑云迷雾中呈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王子服在上元节的郊野见了婴宁一面,爱上了这位姑娘,根据吴生的分析,找到她应是不难的。但吴生“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故事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为婴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生认真探访而不得,后来随口撒了一个大谎,王子服却按照这谎言把婴宁找到了,此处作者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婴宁愈加显得神秘了。
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婴宁后,作者便浓墨重彩而又极有层次地对婴宁爱花、爱笑、纯真的性格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首先随着王子服观察点的变化,对婴宁家中之花作了多角度的描写,以繁花异卉映衬婴宁如花的容貌,纯真的心灵,并借以侧写主人公爱花的性格特点。其间,作者又点出婴宁“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这就将人和花作了有形的联系,完全消除了写花与写人之间的界隔。在王子服与婴宁相见的场面里,作者又对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爱笑,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婴宁人未到而笑声先闻,在相见过程中,她时而“嗤嗤笑不已”,时而“笑不可遏”,受到母亲斥责后“忍笑而立”,但转瞬“复笑不可仰视”。这一系列关于笑的描写,声态并作,使婴宁爱笑的性格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这一场面中,作者虽重点写婴宁爱笑,但并没有抛开她爱花的特点,插写了一句“(婴宁)顾婢曰:‘视碧桃开未?’”这就使婴宁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立体性,同时也将前面对花的描写与此处相见的场面勾连了起来。
《婴宁》篇是明显地以人物刻画为主,为了在较大的描写空间里刻画人物,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开展中不时地作较大幅度的横向扩展。例如婴宁之母秦媪在与王子服谈话时,逐渐说到婴、王的婚姻之事,秦媪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读到此处,读者满以为秦媪会让王子服将婴宁带回成婚,一般作者写到此处也会乘势将情节的发展引导到偕归、成婚上去。但蒲松龄在“偕归”这一情节的出现已呈必然之势时,却不急于情节的纵向推进,他让秦媪接着说出“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话,将“偕归”一事轻轻荡开,又借秦媪说的“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的话,引出了王生、婴宁园中共话这一极为精彩的场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毫无痕迹地由纵向推进改变为横的扩展,为刻画婴宁的纯真性格创造了较为广阔的描写空间。这就把短篇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的格局打破了,而确立了纵向推进与横向扩展紧密结合的新的情节结构的格局。而这,正是作者将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的结果。
在王子服与婴宁园中共话这一场面里,作者除继续刻画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外,又重点刻画了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的梅花示以相爱之意,婴宁却傻乎乎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全然不解其中的缱绻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然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要告诉母亲“大哥欲我共寝”。几句对话,几个细节,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至此,婴宁爱花、爱笑和纯真的性格特点已无比鲜明,以后虽又多次写到婴宁的爱花爱笑,不过是这种性格特点的进一步加强和展示而已。
王子服将婴宁领回家里后,母亲惊问为谁,王生“以姨女对”。从前边秦媪与王生姨甥相认的情节看,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王母却断然否认:“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婴宁说出父为秦氏后,王母又说:“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情节发展到此处,直可说是迷雾团团,疑云阵阵,婴宁这个人物更让人觉得来路不明、惝恍迷离了。情节的这种纵向安排,使婴宁始终象一个谜一样费人猜详,直至吴生追述了秦家姑丈与狐精的一段爱情史,谜底才完全揭开。揭开这个谜底之后,再回首前面的情节,就会发现作者对婴宁的神异性还在艺术构思的更深处进行了虚写。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了那个“意甚修雅”的里落,见到了那个死去多年的姨母和寤寐思服的婴宁,而后来吴生“往觇其异”时,却“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王子服看到的一切全都无影无踪了。
作者不仅通过情节纵向开展时的巧妙安排和几处虚写,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性,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设计了婴宁惩治西邻之子的奇幻情节,又在情节的横向扩展中刻画她作为一个少女的纯真个性。婴宁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她任情恣意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结果险些儿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结局虽未免使读者惋惜,却符合严酷的生活规律。写出这种性格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深刻精微,也反映出他的忧愤是多么深广。
此诗表达丈夫悼念亡妻的深长感情。由衣而联想到治丝,惋惜亡妻治家的能干。想到亡妻的贤德,“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正是俗话所言,家有贤妻,夫无横祸。描写细腻,情感丰富。构思巧妙,由外入里,层层生发。衣裳多色见于外,衣裳之丝见于内。再由“治”丝条理,联想办事的条理,才使“无訧”,讲而深入到身心内部,体肤由而凉爽,再到“实获我心”的情感深处,若断若续,含蓄委婉,缠绵悱恻。
这首诗有四章,也采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鉴赏之时,要四章结合起来看,才能体味到包含在诗中的深厚感情,及诗人创作此诗时的情况。
第一章说:“绿兮衣兮,绿衣黄里。”表明诗人把故妻所作的衣服拿起来翻里翻面地看,诗人的心情是十分忧伤的。
第二章“绿衣黄裳”与“绿衣黄里”相对为文,是说诗人把衣和裳都翻里翻面细心看。妻子活着时的一些情景是他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所以他的忧愁也是永远摆不脱的。
第三章写诗人细心看着衣服上的一针一线(丝线与衣料同色)。他感到,每一针都反映着妻子对他的深切的关心和爱。由此,他想到妻子平时对他在一些事情上的规劝,使他避免了不少过失。这当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第四章说到天气寒冷之时,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妻子活着的时候,四季换衣都是妻子为他操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妻子去世后,自己还没有养成自己关心自己的习惯。到实在忍受不住萧瑟秋风的侵袭,才自己寻找衣服,便勾起他失去贤妻的无限悲恸。“绿衣黄里”是说的夹衣,为秋天所穿;“絺兮绤兮”则是指夏衣而言。这首诗应作于秋季。诗中写诗人反覆看的,是才取出的秋天的夹衣。人已逝而为他缝制的衣服尚在。衣服的合身,针线的细密,使他深深觉得妻子事事合于自己的心意,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所以,他对妻子的思念,他失去妻子的悲伤,都将是无穷尽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诗是写得十分感人的。
这首词写作者在一次离舟中的所见所感。上片抒情,下片写景。
这首词词上片主以抒情,可分两层意思。“此处情怀欲问天,相期相就复何年。”二句写出情人分别后不知何时再能欢会的激情呼喊。“此处情怀欲问天”句,突兀而起激情顿现。“此处”,即此时。何以有此一问?“相期相就复何年”句作了回答。别时两人相与誓约,必当重会,而实在又不知,何时可成,苦心焦虑至极,难免要呼天而问了。“相就”一词,取“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周邦彦《花心词》)之义,谓男女之间的幽期欢会。“复何年”即更在何年,以反问语气,意指相会之遥遥无期,故而才如此激动。“行过章江三十里,泪复然”,在感情上是余哀未尽,在词情上是明转暗连。“行过”之“行”,又补道出是在别后。
下片以写景为主,笔调明丽淡雅。“早宿半程芳草路,犹寒欲雨暮春天”一句,写暮春沿途所见。笔用对仗,曲折动人。上句谓为求早宿因只走了一半路程。诚如方夔诗中所云:“客怕远行催早宿”,早宿是由于怕远行;然则这半程旅途却只见了两岸的萋妻芳草。下句写暮春时的风雨,暮春时有风雨,寒意犹存。两句互相缀合,颇具跌宕纡曲之趣。“芳草”是我国古代诗文中表达乡思离情的传统意象,早在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之中即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暮春时节,芳草遍野,离人目睹,更添无限惆怅之情。暮春天气,犹寒欲雨,更使行人的离恨倍添。
结尾“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二句,用是舟中偶见。“小小”极小之义。词中所用,又含有亲昵的意味。刘辰翁词中常用此语,如“花日穿窗梅小小”(《望江南·晚晴》)、“池塘小小水漫漫”(《浪淘沙·有感》)等都是。此句还使人想起苏轼《惠崇春江晓景》其一的“竹外桃花三两枝”之句。但苏诗强调的是早春,与该诗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句都表示作者对春天到来的敏感和喜悦;这首词却不然,他写的是晚春桃花的凋谢,花期已过仅存残枝。含有美人迟暮的明显寓意,因而下句紧承说:“得人怜。”可见,桃花是他意中人的化身。
刘辰翁另有一首《浣溪沙·感别》中有一句“为伊憔悴得人怜”,此词“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意思相同,但用笔不同,前者用的是直笔,后者用的是曲笔,情景结合,既写景又寓人。
《廉颇蔺相如列传》生动刻画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赵惠文王等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耿直或忠厚,或鲁莽或机智,形象鲜明生动,令人叹服。
抓住人物特征,人物形象凸现纸上。司马迁善于抓住人物主要特征进行极力渲染。如在对事迹颇丰的蔺相如这一形象进行处理时,便抓住“智勇”这一特征为核心展开描述。正如他在本传传末所论赞的:“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事件进行描述时更是紧紧扣住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这一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层层衬染,极力蓄势,造成人物形象的张势。司马迁在文中极尽渲染之能事,层层蓄势,有如王江截流。如他在文中五次渲染相如操天下王势为己用之睿智:为国纾难,利用国际舆论,借使秦负曲之势,奉璧至秦;秦王得璧不偿城,相如以“璧有瑕,请指示王”诓得玉璧后,抓住秦王贪婪的弱点,欲以璧击柱,借“秦恐璧破”之势威胁秦王;抓住秦国二十余君“不坚明约束”之过,借理在我方之势,使人怀璧归赵;渑池之会,借“五步之内以颈血溅王王”之势,逼秦王就范,为一击缶;借“赵亦盛设兵以待秦”之势,迫使秦不敢动武。相如勇智,已是光彩照人。行文至此,司马迁笔势陡转:多谋善断、意气风发的蔺相如竟对无理取闹的廉颇一再退忍避让,连门客都感到羞愧。当门客要离开他时,才袒露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胸怀。相如的绝顶智慧和贤相风采凸现在读者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