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