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
这是苏轼题在李白画像上的一首诗。这类诗，旧称“像赞”，多应像主或其后人之请，说些颂扬的话。苏轼晚于李白三百多年，在丹元子所出示的李白像上主动题诗，这不是一般的“像赞”，而是诗人在抒发对这位伟大前辈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前人说苏轼诗“用事博”，这首诗运用典故和比喻，在十四句诗中就把十分复杂的“并庄、屈为心，合儒、仙、侠为气”的李白精神面貌表达得明朗而丰满。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开头两句异峰突起，写出了李白的高尚形象。“天人”是用邯郸淳赞扬曹植的话（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整句是说古来多少才俊之士都已湮没。这里用“天人几何同一沤”来反衬李白的声名永垂。下句从“谪仙”翻出新意，显出李白的卓立不凡。
《新唐书·李白传》载，贺知章读了李白的文章，对他赞叹说：“子，谪仙人也！”后人因称李白为谪仙。但苏轼对此犹不满意，谪降人间，终是凡人，所以翻案说“谪仙非谪乃其游”：人间的李白并非神仙谪降，而是神仙出游。这个美妙的想象和赞誉，比贺知章的“谪仙人”高出一头，李白既不是谪仙，更不是天人，而是远远地超乎两者之上的到处遨游的神仙，因此第三句说“麾斥八极隘九州”。“挥斥八极”，语出《庄子·外篇·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这是说李白遨游天地，放纵八极，那个八极之内的小小的九州在他眼里就显得十分狭窄了。
“化为”两句，用韩愈《双鸟诗》意，又生发出一个奇特的想象。苏轼借此把同时的李白和杜甫喻为天外飞来的双鸟，把他们不朽的诗歌喻为“一鸣一止三千秋”意思是，不知要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李白、一个杜甫。
李白并不是遨游八极的神仙、天外飞来的神鸟。“麾斥八极隘九州”，只是从空间上比喻李白精神境界的阔大；“一鸣一止三千秋”，也只是从时间上比喻李白诗才的难遇。这些比喻想象，虚而又玄，但恢廓宏远，其“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正是从宏观上为李白立照传神。如此运笔，也是在为下文作铺垫。
“开元”两句是说：遨游的神仙，天外的神鸟，只因见到人间有个开元盛世，才来此稍事勾留；想笼络他多留些时日尚且不可，他难道还肯去乞求什么吗？这么一转，总收以上恢宏的幻境；而李白来到人间，也是王朝的瑞气，国家之大幸，不可以世俗之眼来看待他。全诗十四句，前七句用幻境写李白的精神境界，到此收住。
后七句则着重写李白的蔑视权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十四句句句用韵，韵随意转，七句换韵，音节颇有特色，这在古体诗中是少见的章法。因此，它曾被人错误地从换韵处割裂为两首诗。
后段以“西望”两句领起，是承前而来。两句本指秦、蜀之间，只有鸟道可通，人难逾越。苏轼化此两句为“西望太白横峨岷”，又引出下句“眼高四海空无人”，是说李白眼高绝顶，雄视四海。
“大儿”句是说李白视天下无人，只和郭子仪、司马子微两人交好。句中的“大儿”、“小儿”，本是东汉末年祢衡的话。这里借来安在李白名下，显得口气很大。这四句连写李白的高视无人，因前七句已铺垫丰厚，所以平平道来，自然熨贴。但它又是在为下文蓄势，警策、高峰都在下两句。
势足气壮，奇峰崛起：“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曾先后被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和骠骑大将军，称高力士为“将军”，以显其权势之盛。相传李白在宫中陪玄宗饮酒，醉后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从此怀恨，于是中伤李白。这两句承前而起，托李白的口气说话。这时的李白已不止是一般地轻视高将军，而是声色俱厉、痛加呵斥了。这充分表现了李白对权贵的蔑视，也表现了苏轼对权贵的蔑视。人称李白为“谪仙”，称苏轼为“坡仙”，论气质，论诗，苏轼都最接近李白，苏轼也自认为最理解李白。所以最后一句，是诗人向死去三百年的李白通话。
这首诗中赞颂了李白不同凡响的器质、与杜甫的深挚友谊和名垂千古的艺术成就；赞颂了李白不受名利羁绊和傲岸清介、不可一世的精神面貌。更称扬他能慧眼识拔英雄于危难之中，以及视权贵如粪土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