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该曲共分三层，“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为第一层，化用唐刘禹锡诗句，感叹艺苑的英才已纷纷过世，入于《录鬼簿》中，江山依旧，岁月悠悠，令人无限伤感。开头就从一个“想”字说起，劈面而来，在让人感到突兀之余，也让人感到凝重，让人觉得这支曲子不是游戏之作，对《录鬼簿》的评价是严肃可信的。紧接着，推出了空间意象“满目江山”和时间意象“日月如梭”。缅怀古人的情思与时空意象的组合、交织，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特定时空意义，表达了涵盖古今的人生感慨：江山长存，岁月无情，人生与之相比，真如白驹过隙，何其短暂。这两个意象的出现，使首句染上了更为苍凉的色调，令人低回不已。
紧接三句“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为第二层，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繁华富贵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人世沧桑，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而且与之相伴的也往往是“坎坷”和“蹉跎”，它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前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连同他们的文治武功，都已经成了樵唱渔歌的材料，历史上的功臣名将到而今都已成了地下的一抔黄土。即是说生死富贵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对富贵的否定也就衬托了对《录鬼簿》的褒扬，肯定了这部为缅怀故人、为曲坛名公才人立传的著作是万古不朽的，他的价值是超越千古的。
最后四句“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为第三层，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者认为人生价值体现于文学事业之中，把文学事业提到了超乎生死、跨越时空的高度。重视文学事业，这是中国典型的文人意识，但这种观点并未越出儒家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传统功利观念的框框。作者则不然，他此曲为《录鬼簿》题词，缅怀的是被正统文人鄙视的艺人才士，肯定的是被摒于正统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张扬的是具有反传统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蔑视“已死之鬼”，赞颂“不死之鬼”，这就是本文作者与《录鬼簿》作者共同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