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去年别我向何处，有人传道游江东”运用铺叙手法，讲述诗人与久别重逢的友人狄博通的亲切慰问，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别我向何处”、“传道游江东”为李问狄答，增加了诗人与朋友间的相思离别之苦。诗词新颖别致、平淡无奇，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客套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
“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紧扣上文，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狄博通的关爱之情，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抒写了诗人对友人狄博通的深切怀念和重逢的喜悦之情。“度沧海”能表达李白凌云之志，“长风”，则形容在大浪袭来时的情景，飘逸洒脱，无拘无束，豪情万丈。诗人运用“长风破浪”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这恰恰是突显出诗人所追求的人生气质。比如：“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与久别重逢友人狄博通的深厚友情，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足见李白清新脱俗的诗风。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信口成章，借用“挂席”、“度”、“沧海”、“长风”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生动诙谐地描写了友人狄博通“挂席度沧海”、“游江东”的形象，亦似是喻已，侧面衬托出诗人不满足于“孤臣孽子”的现状，向往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凌云壮志、冲天豪情，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想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
此诗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体现了李白与友人狄博通之间相互关心的真挚友谊，抒写出诗人见到从江东归来的好友狄博通的欣喜心情。
《小雅·我行其野》作为一首弃妇诗，和《卫风·氓》等其他同题材作品的大力渲染被弃前的生活场景所不同的是，其作者更多地表现弃妇目前，即此时此刻的情绪。作品开头，作者便把自己情感悲剧的抒写安排在一个似乎暗合其孤独凄凉境况的，生长着樗树和蓫草、葍草的岑寂原野上，以此点明以下所抒写的，只是在抒情主人公经历了被遗弃之变故的打击后，离开伤她心的人，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
此诗三章，每章前二句，都是同一个画面的重复或再现。它描绘出一个人在点缀着几棵樗树的原野上独行的情景。“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从比例和透视关系上讲，无边的原野、凝滞不动的树草（蓫、葍）和渺小无助而又孤独的行人（作者），给读者的是一种自然界的宏大与人类的渺小、原野的寂静和人心的焦虑的对立感。原野因人之渺小而愈显其大、愈显其宁静安谧，人因原野之宏大而愈显其小、愈显其躁动不安。抒情主人公被命运抛弃进而抗争无力的悲剧在这里被放大或具体化了。同时，印象的叠加，也引起人们对隐藏于画面背后之故事的强烈探究欲。
每章后四句，则是对上述画面之深层含义的具体阐释：因婚姻而与你聚首，但“尔不我畜”，我只能独行于这归里的旷野上。这个阐释在全诗三章的反覆咏唱中，随着人物情绪的波动有被深化的趋势。一、二章里，她仿佛还只是故作轻松的念叨：“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尔不我畜，言归斯复。”试图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强自宽解。但到第三章，她情感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这难以平复的伤痛和无人可诉的委屈，和着苦涩的泪水，在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时刻，以这样一种爱恨难分的心理，流淌着怨恨：“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至此，全诗也在这情绪发展的高潮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只有无限的同情、惆怅和遗憾。
这首诗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了象征、暗示的手法。用行遇“樗”“蓫”“葍”等恶木劣菜象征自己嫁给恶人，并以之起兴，暗示自己为人所弃的痛苦心情，融情于景，情景交织。
清明扫墓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人们会在寒食节到清明节这几天，祭扫坟茔，慎终追远。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的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下达诏令：将扫墓祭祀活动编入“五礼”，使得清明扫墓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就描写了寒食扫墓的情形。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道尽生离死别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