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
《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此诗写孔巢父执意离开长安，蔡侯为之设宴饯行，杜甫在宴上赋此诗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并在诗中赞扬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
此诗前四句叙述孔巢父辞别长安去往江东。五至八句写的是诗人对孔巢父此去途中的想象之情境。九至十二句言孔巢父对人生有独特的见解，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且归隐之心已决。十三至十六句写蔡侯置酒为孔巢父饯行的情景。最后两句请孔巢父转达对李白的问候，点明题中的“兼呈李白”，从侧面点出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深厚情谊。
孔巢父此去，意在求仙访道，故诗中多缥缈恍惚语，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杜甫早期所受屈原的影响。
此词上阕抒发作者回阳羡的喜悦和对宋神宗的感激之情，下阕借“天女”的问话，抒发了自己久戏人间，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深沉感慨。全词含蓄蕴藉，慷慨悲凉，富有余味，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此词上阕抒发作者回阳羡的喜悦和对神宗皇帝的感激之情，但已掩盖不住“君恩未报”的悲凉心绪。下阕调子更为低沉，借“天女”看似轻松的问话，抒发了自己久戏人间，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深沉感慨。
词序中说“蒙恩放归阳羡”，说明词人对神宗皇帝对他请求回阳羡居住的批准是欣慰喜悦的，然细审词意，词人欣慰的心情中不仅残存着宦海沉浮的倦怠，也分明流露出夙志难酬的惆怅。放情阳羡山水固然是词人平素的向往，他早在二十来岁时就心生卜居阳羡之念。五月到阳羡后还再次吟道：“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菩萨蛮》）但以东坡这样倜傥不群的人物竟至于求田问舍、访水寻山，正说明严酷现实对他壮志的消磨。更令人慨叹的是，他归园田居的愿望并不能轻松实现，到宜兴不到一个月，就被起任为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又过了一个月，便匆匆离开了本欲“将老”的阳羡。
词中对神宗皇帝的感激和乘风归隐愿望、放情山水的憧憬相互交织，语言骏发，风格明快。个别句子略显直露，但从全词总体看，仍堪称含蓄蕴藉，慷慨悲凉，富有余味。特别是下阕，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借天女责备，群仙讥笑以抒慨，充满天风化雨般的幻想色彩和浪漫情调，比作者直接发议论，具有更强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