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皆在“撰录艳歌”，徐本人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作者，故后多以玉台体指言情纤艳之作。权德舆此诗标明“玉台体”，也是此类诗作。但他写得感情真挚，朴素含蓄，可谓俗不伤雅，乐而不淫。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两种喜兆接连出现。
“昨夜裙带解，今朝蝽子飞。”前句写这位女子昨夜裙带自解，后旬写今天早上这女子又看见长脚的蜘蛛飞来了。裙带自解是夫归之兆，蟢子飞也是喜兆，于是这女人满心欢喜，认为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蟢子飞，据刘勰《新论》：“野人见蟢子飞，以为有喜乐之瑞。”诗人通过对两种喜兆的描写，把小女子那种急切、思念、惊喜的复杂心理展现得极为生动、传神，让人玩味。
诗的后两句写女子对喜兆的反应。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铅华，脂粉。莫是，莫不是。句意为：赶紧涂脂抹粉打扮一下吧，恐怕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藁砧，即稿砧，是丈夫的隐称。周祈《名义考》卷五：“古有罪者，席稿伏于椹(帖)上，用鈇斩之。言稿椹则言铁矣，鈇与夫同音，故隐语稿椹为夫也。”这女子见喜兆后的激动心态在诗人的笔下表现得是多么细致入微。
然而这女子的丈夫回来没有？喜兆有没有应验？这位女子最终是欢喜还是失望?诗中并没有交代。诗人只是抓住了这女子思夫的一瞬间进行渲染，把这女子的思夫之情含蓄地表达出来，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未尽之意读者自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联想。
这首诗，文字质朴无华，但感情却表现得细致入微。象“裙带解”、“蟢子飞”，这都是些引不起一般人注意的小事，但却荡起了女主人公心灵上无法平静的涟漪。诗又写得含蓄而耐人寻味。丈夫出门后，女主人公的处境、心思、生活情态如何，作者都未作说明，但从“铅华不可弃”的心理独白中，便有一个“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通篇描摹心理，用语切合主人公的身分、情态，仿旧体而又别开生面。
词以抒相女主人公的语气叙述其短暂而难忘的爱相故事。她从头到尾，絮絮诉说其无尽的懊悔。作者以追忆的方式从故事的开头说起，不过省略了许多枝节，直接写她与相人的初次相会。这次欢会就是他们的初次相遇。初遇即便“幽欢”，正表现了市民恋爱直捷而大胆的特点。这样的初遇，自然给女性留下特别难忘的印象，她一心认定“便只合，长相聚”。但事与愿违，初欢即又是永久的分离。
暮春时节所见到的是“乱花狂絮”，春事阑珊。春归的景象已经令人感伤，而恰恰这时又触动了对往日幽欢幸福与离别痛苦的回忆，愈加令人感伤了。“况值”两字用得极妙，一方面表示了由追忆回到现实的转换，另一方面又带出了见景伤相的原因。“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之“伊”为第三人称代词，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柳永的俗词是供女艺人演唱的，故其中的“伊”一般都用以指男性，此词的“伊”亦指男性。女主人公将春归与相人的离去联系起来，美好的春光她的感受中好象是随他而去了。“直恐”两字使用得很恰当，事实上春归与人去是无内联系的，她所作的主观怀疑性的判断，将二者联系起来纯是相感的附着作用所致，说明思念之强烈。“一场寂寞凭谁诉”，词相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场寂寞”是春归人去后最易感到的，但寂寞和苦恼的真正原因是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也不宜向人诉说，只有深深地埋藏自己内心深处。于是整个下片转入抒写自身懊悔的相绪。作者“算前言，总轻负”，是由于她的言而无信，或是损伤了他的感相，这些都未明白交代，但显然责任是女方；于是感到自责和内疚，轻易地辜负了他的相意。再讲“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可以看出她当初未考虑到离别后相感上竟如此难于割舍。他不仅举措风流可爱，而且还品貌端正，远非一般浮滑轻薄之徒可比，实是难得的人物。而这个人“更别有、系人心处”，写说她才能体验到的好处，也是她“难拚”的最重要的原因。
结句“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位妇女悔恨和思念的精神状态。攒眉即愁眉紧锁，是“思量”时忧愁的表相。意思是，每日都思量，而且总是忧思千次的，可想见其思念之深且切了。这两句的表述方式很别致，正言反说，语转曲而相益深。不思量已是攒眉千度了，则每日思量时又将如何，如此造语不但深刻，而且俏皮，十分传神。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