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第一首，通过对广大农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血吸虫的猖狂肆虏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绿水青山”，本是适合人们居住的美好环境，却“枉自多”，即再多也无用，再美好也无用，因为在瘟神肆虐下，对于贫病交迫的疫区人民来说，“绿水青山”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华佗无奈小虫何”，是说不仅在漫长的旧时代，在统治者只知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而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一些想救死扶伤的像华佗那样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村落荒芜了。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国名将廉颇被废，到了楚国。赵王想再起用他，派使者到楚国去看廉颇，使者拿了反对廉颇的人的金钱，回来诳报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这里指患血吸虫病的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成千成万户人家变得萧条冷落，大片田地都荒芜了。“鬼唱歌”，本于李贺《秋来》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成了鬼的世界，即多少个村庄完全毁灭了。以上四句写旧社会里的人民受到血吸虫病的毒害，是那样使人触目惊心。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作者利用诗歌技巧可以跳跃的特点，让我们从旧社会的苦难里，一下子跳到光明美好的新社会。郭沫若在《坐地、巡天及其他》（1959年3月4日《人民日报》）里，指出这两句“是说的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八万里，指地球自转一周，地球的赤道全长四万公里，正合八万里。地球在自转时，同时也在公转，所以作者想象飞腾，遥看天上的无数星河，即“遥看一千河”。这样的想象飞腾，使我们想起范缜《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明宵结想，坐周天海。”昼夜想象，坐着可以想象到绕天和海一周。“坐地”、“巡天”，正如作者的想象飞腾，想到跟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可以看到天空中无数的星河。萧涤非先生指出：“从全诗的结构来说，这两句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飞跃。因为它并没有明白地、直接地说出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通过描写血吸虫被消灭后的喜悦来透露。但这层意思还是很明白的。”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诗人“遥看一千河”，自然会“浮想”起那位住在银河边的牛郎，再想象牛郎作为古代传说中的劳动人民，也一定关怀着他曾生活过的大地上乡亲们的疾苦；在牛郎的时代，中国已有“瘟神”肆虐，因而设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是诗人的回答，如果牛郎“欲问瘟神事”，那只能告诉他：尽管千百年岁月如流水般消逝了，但人们依然在遭受“瘟神”的折磨！“悲欢”，在这儿是偏义复词，其意在“悲”。
第二首写新社会，写广大人民征服大自然，治山理水，同时大举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前一句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它既是写景，又象征着当时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动人气概。后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光辉思想。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红雨”指桃花，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看到桃花乱落像红雨，作者认为这是随着人们的心意翻成红色的波浪，这是象征手法，象征在千百万群众的要求下，到处掀起红色的高潮。这里只是借“红雨”来写出这种形势。“随心”，随着千百万群众的心意。“翻作浪”，转变成为红色高潮。青山不再成为交通的阻碍。“着意”，特意。“化为桥”，化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青山怎么会化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呢？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从青山联想到高大的五岭山脉，高到像跟天连接，可是劳动人民在那样的高山上挥动雪亮如银的锄头，在建设山区。这里是借五岭来概括全国所有的山区，在山区进行建设。经过建设，山区也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了。从山联系到水，“三河”，旧指黄河、淮河、洛河，这里概括全国所有的河流。劳动人民挥动铁臂来搞水利建设，它的声势之大使大地振动。这样写山区建设和水利建设，虽然没有提到消灭血吸虫病，实际上把消灭血吸虫病也包括在内了。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句点明题意，总结全诗。前一句语调轻松，含幽默调侃意味，流露出诗人对中国人民终于“送”走了“瘟神”的衷心喜悦。后一句，并非写实，而是借用传统的民间习俗，表示如何“送”。字里行间，也渲染出对“瘟神”的鄙视和嘲讽。
本诗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意气豪迈。这不仅由于作为人民领袖的诗人高瞻远瞩，思路开阔，在诗中展示了无限的宇宙和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诗人具有对祖国、对人民浓厚的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炽烈感情。因而，一旦获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样旷古未有的喜讯，便激动万分，诗思潮涌，从而使诗篇洋溢着风发的意气，卓厉的豪情。诗如其人。本诗是毛泽东同志伟大人格和气魄的体现，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谱写这样气壮山河的诗篇。
这首诗写于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意在伤己独留南方，不能与朋友同来同返，并抒发了对乱后形势的忧虑之情。
诗题为“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指公元763年夏历正月，叛军首领史朝义率残部逃到范阳，走投无路，自缢身亡，“安史之乱”最终被朝廷平定。“北归”，指由南方回到故乡，《新唐书》载司空曙为广平人，这个“广平”，据考证当在今河北或北京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
“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交代送人北归的原因，抒写自己不能还乡的痛苦，“世乱”之时，司空曙和友人一起逃到江南避难，如今天下已经太平，友人得以回去，自己仍滞留他乡，“独”字含义丰富，一指友人独自北还，一指自己独不得还，含有无限悲感。
“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上句“生白发”亦有双重涵义：一是形容乱离中家国之愁的深广，一是说时间的漫长，从战乱开始到结束，前后历时九年。“旧国”指故乡，“见青山”是说假如友人回到故乡，田园庐舍肯定是一片废墟，所见也惟有青山如故。从这句起，以下都是想象北归人途中的心情和所见的景物。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在第三联转折，此诗却在第二联完成“承”、“转”，章法上别具一格。
“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颈联及尾联单从友人方面落笔。“晓月”句想象其早行情景，“繁星”句虚拟其晚宿情景。这一联点明“残垒”，即残破的壁垒，泛指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故关”，为兵家必争之地，估计也残破不堪了。因而这一联着重写“贼平”后残破、荒凉之景，笔力所致，“描尽乱离之后荒乱风景”（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
“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尾联继续虚写友人归途中所见所感。上句写景，“禽”和“草”本无知觉，而曰“寒禽”、“衰草”，正写出诗人心中对乱世的感受。下句直接写“愁”，言愁无处不在，“愁”既指友人之愁，也兼含作者之愁，这里与一、二两联遥相呼应，针线细密，用笔娴熟。
这是一首酬赠诗，这类题材在“大历十才子”集中比比皆是，但多数思想平庸，艺术才力贫乏，缺少真情实感，这首诗却能独辟蹊径，通过送北归的感伤写出“旧国残垒”、“寒禽衰草”的乱后荒败之景，由送别的感伤推及时代的感伤、民族的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