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写了一位恋爱中的女子赴约前后一波三折的情绪变化,开篇描写了她赴约前的抑郁苦闷,歇拍及过片描写她占卜后得到吉兆的欣喜若狂,末二句则描写了她赴约时的失望和痛苦。此词全篇充满生活情趣,生动地展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相当真切地再现出古代中国普通妇女追求幸福爱情的心灵世界。
词起笔以“殢酒情怀,恨春时节”表现出她的情绪非常不好,这应是因他们爱情出现了波折或变故而引起的。
“殢酒”是苦闷无聊之时以酒解愁,为酒所病: “恨春”是春日将尽产生的感伤, “情怀”和“时节”都令人不愉快。“柳丝苍陌黄昏月”,是他们密约的地点和时间。
从约会的地点,大致可以推测女主人公属于市井之辈,如果富家小姐或宦门千金绝不会到此等巷陌之地赴约的。这样良宵好景的幽期密约,本应以欢欣的心情期待着甜密的幸福,然而这位市井女子却是心绪不宁,对于约会能否成功似乎尚无把握,于是在焦急无聊之中,想着试测一下当晚的运气。
“把君团扇卜君来”,即用情人赠给的团扇来占卜非常意外,她竟在近墙花丛之处扑着一双同宿的蝴蝶,惊喜不已,词情到此来了一个极大的转折,女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忽然变得开朗喜悦起来。下片顺承上片结句,表述新产生的惊喜之情。
“双蝴蝶”的吉兆使她喜悦,也感到有趣而可笑,甚至难以控制喜悦的笑声,这预兆又使她在惊喜之余感到羞涩和畏怯,而畏怯之中更有对幸福的向往,于是她高兴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己也觉得有似前春悠扬飘飞的雪花那样轻狂的状态了。这句为读者勾画出一位天真活泼、热情坦率的女子形象,显示出其个性的真实面目,也表现了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
但占卜的吉兆并不能代替生活的客观现实,随着相约时期的流逝,逐渐证实预兆的虚妄,因而词的结尾出现了意外的结局:情人无端失约了,这个结局好似让主人公从喜悦的高峰突然跌落到绝望的深渊,对她无异是又一次精神打击。
作者妙于从侧面着笔,用形象来表示。春夏之交的“夜寒”说明夜已深了,她一腔相思之情似游丝一样无物可以依附。梨树于春尽夏初开花,这里照应词开头提到的“恨春时节”。此时她已不再“颠狂”了,依在梨花下痴痴地不忍离去,似乎一时瘦削了许多,难以承受这惨重的打击。
这首小词语言不事雕琢,但却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作者通过典型事物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又通过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的形象,使词情的发展由沉郁而轻快而沉郁,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而开朗喜悦而凄凉悲伤,这一变化过程既突然而又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这些都足以表现民间词所达到的较高的艺术水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苦闷无聊时常常以酒解愁,加上春日将尽,更让人伤感不己。我邀他于黄昏人静、月上树梢之际,在细柳掩映的街巷相会。我拿他赠送的团扇占卜,预测他是否会如约前来,结果,在墙根扑住了一对双栖双宿的蝴蝶。
我笑得无法言说,但惊喜之余,还是有些担心和不安。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似早春的雪。夜已经很深了,并不时袭来阵阵轻寒。我的一腔相思之情,有如游丝一样,无处寄托。我依在开满白花的梨树下,好像瘦削了许多。
注释
踏莎行:词牌名,又名《柳长春》、《喜朝天》等。双调五十八字,仄韵格。又有《转调踏莎行》,双调六十四字或六十六字,仄韵。
殢酒:苦闷无聊之时以酒解愁,为酒所病。
把:拿,持。
团扇:一种丝制小圆扇,古时女子用来遮面。
卜:占卜,预测吉凶之兆。
颠狂:谓高兴得手舞足蹈。
前春:早春。
著:依附,牵系。
人如削:谓人好像瘦削了许多。
这首词描写了的位恋爱中的女子赴约前后的波三折的情绪变化,开篇描写了她赴约前的抑郁苦闷,歇拍及过片描写她占卜后得到吉兆的欣喜若狂,末二句则描写了她赴约时的失望和痛苦。此词全篇充满引活情趣,引动地展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相当真切地再现出古代中国普通妇女追求幸福爱情的心灵世界。
词起笔以“殢酒情怀,恨春时节”表现出她的情绪非常不好,这应是因他们爱情出现了波折或变故而引起的。
“殢酒”是苦闷无聊之时以酒解愁,为酒所病: “恨春”是春日将尽产引的感伤, “情怀”和“时节”都令人不愉快。“柳丝苍陌黄昏月”,是他们密约的地点和时间。
从约会的地点,大似可以推测女主人公属于市井之辈,如果富家小姐或宦门千金绝不会到此等巷陌之地赴约的。这样良宵好景的幽期密约,本应以欢欣的心情期待着甜密的幸福,然而这位市井女子却是心绪不宁,对于约会能否成功似乎尚无把握,于是在焦急无聊之中,想着试测的下当晚的运气。
“把君团扇卜君来”,即用情人赠给的团扇来占卜非常意外,她竟在近墙花丛之处扑着的双同宿的蝴蝶,惊喜不已,词情到此来了的喜极大的感折,女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忽然变得开朗喜悦起来。下片顺承上片结句,表述新产引的惊喜之情。
“双蝴蝶”的吉兆使她喜悦,也感到有趣而可笑,甚至难以控制喜悦的笑声,这预兆又使她在惊喜之余感到羞涩和畏怯,而畏怯之中更有对幸福的向往,于是她高兴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己也觉得有似前春悠扬飘飞的雪花那样轻狂的状态了。这句为读者勾画出的位天真活泼、热情坦率的女子形象,显示出其喜性的真实面目,也表现了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
但占卜的吉兆并不能代替引活的客观现实,随着相约时期的流逝,逐渐证实预兆的虚妄,因而词的结尾出现了意外的结局:情人无端失约了,这喜结局好似让主人公从喜悦的高峰突然跌落到绝望的深渊,对她无异是又的次精神打击。
作者妙于从侧面着笔,用形象来表示。春夏之交的“夜寒”说明夜已深了,她的腔相思之情似游丝的样无物可以依附。梨树于春尽夏初开花,这里照应词开头提到的“恨春时节”。此时她已不再“颠狂”了,依在梨花下痴痴地不忍离去,似乎的时瘦削了许多,难以承受这惨重的打击。
这首小词语言不事雕琢,但却写得跌宕起伏,的波三折。作者通过典型事物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又通过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的形象,使词情的发展由沉郁而轻快而沉郁,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而开朗喜悦而凄凉悲伤,这的变化过程既突然而又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这些都足以表现民间词所达到的较高的艺术水平。
南宋末年赵闻礼编选的词集《阳春白雪》,顾名思义是收的文人雅词,但也混入了少数流行于民间的无名氏作品。此词即其中之一。
《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初读似是思念佳人,但一点佳人的影子也没有。作者摆了一个迷魂阵,在“佳人”的身上虚晃了几枪,然后转入他对友人们的怀念。作者初到郴州时,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元寻处”的慨叹,而此词却说:“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表现出他对“寻桃源”的疑虑,而更多的考虑则是“我如今怎向”,开始思索今后了,面对现实了。此词是词人在郴州总结自己的过去,考虑自己的未来。
上半阕是回忆他从前的生活,词人在蔡州与汴京时,曾涉足青楼,为歌妓写词。开篇从与恋人携手赏花的美好回忆写起,在对“好梦随春远”的痛惜之中,流露出离别后“香闺正杳,佳欢未偶”的无限惆怅。重上玉楼与佳人团聚这样简单的愿望,却无法实现,因为词人正处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零处境中,受着现实的种种羁绊,他只能将所有的感伤交付给长长的叹息,相思中透露出身不由己的无奈。因此,词人在结尾处发出“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的疑问,满腹辛酸汨汨流出,既揭示了他对命运的惶惑,更突出了他相思无望的悲凉。
过片紧承前意,脉络不断。表面上仍以绮语写艳情。词人举头望月,月儿还未团圆,它象征着人之团圆时机还未到来。因此他对重上玉楼(重回朝廷)表示怀疑。从写艳情到寄慨身世,都是自然的过渡,如灰蛇蚓线,忽隐忽显,使人不觉,可见艺术手法之高妙。故词人云:“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词人愈贬愈远,求归不得,心绪无比悲凉。古人西出阳关,远征塞外,总有家人与亲友备酒饯别。可是此刻的词人,独自南迁,举目无亲,只能一个人唱着《阳关曲》。“孤唱”二字,用得极妙,它点明了迁客身份,也渲染了凄凉悲苦的氛围。比他略早的张舜民在《卖花声》词中说:“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张于元丰年间,被谪往郴州,途经洞庭湖畔岳阳楼,写下此词,表达心头的悲愤。少游元祐年间与舜民有交往,也许读过他的《卖花声》,熟悉这一辞旬。张怕听令人肠断的《阳关曲》,秦则一人孤唱《阳关》。二人处境相同,心情相似,但在对待《阳关曲》的艺术处理上,却手法有异。张重于愤,秦偏于悲,在宋代的迁谪文字中各具特色。
此词又不仅仅是一首相思之作。古典诗歌,常常通过男女恋情别抒怀抱。秦观此词,就能从细腻隐约的相思笔墨中读出作者自伤不遇的复杂心境。在他那“不堪思想”的“从前事”中,不仅有对美好恋情的回忆,还有对春风得意的往事的回首。在“谁把雕鞍锁定”的无奈探询中,不仅有恋爱被阻隔的苦恼,更暗合事业遭受打击、壮志消磨的感慨。在“却寻归路”、“欲回双桨”的向往追寻中,不无想要得到朝廷重新任用的期待。在“如今怎向”的茫然中,他面对人生挫折的失意与遗憾之感相当强烈!
首句“斯人清唱何人和”,以空灵夭矫之笔咏叹而起。句中用一“清”字,使此诗意境的清迥拔俗与文辞的清新秀朗一齐写出。全句亦赞亦叹,既盛赞沈下贤诗歌的格清调逸,举世无与比肩;又深慨其不为流俗所重,并世难觅同调。
沈下贤一生沉沦下僚,落拓不遇。其生平事迹,早就不为人知。当杜牧来到沈下贤家乡吴兴的时候,其旧日的遗迹已不复存留。“草径苔芜不可寻”,这位“吴兴才人”的旧居早已青苔遍地,杂草满径,淹没在一片荒凉之中了。生前既如此落寞,身后又如此凄清,这实在是才士最大的悲哀,也是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冷落。“清唱”既无人和,遗迹又不可寻,诗人的凭吊悲慨之意,景仰同情之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四两句,就从“不可寻”进一步引发出“一夕小敷山下梦”来。旧居遗迹虽“草径苔芜不可寻”,但诗人的怀想追慕之情却悠悠不尽,难以抑止,于是便引出“梦寻”来:“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鸣声琤琮的一脉清流和洁白澄明的一弯素月。这梦境清寥高洁,极富象征色彩。“水如环佩”,是从声音上设喻,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月下闻水之清音,可以想见其清莹澄澈。“月如襟”,是从颜色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明皎洁。这清流与明月,似乎是这位前辈才人修洁的衣饰,宛见其清寥的身影;又象是他那清丽文采和清迥诗境的外化,宛闻其高唱的清音孤韵;更象是他那高洁襟怀品格的象征,宛见其孤高寂寞的诗魂。“襟”,古代指衣的交领,引申为襟怀。杜牧《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光洁的水色可揽以贮怀,如水的月光自然也可作为高洁襟怀的象征。所以,这“月如襟”,既是形况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样地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在艺术上是一种创造。李贺的《苏小小墓》诗,借“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的想象,画出了一个美丽深情的芳魂,杜牧的这句诗,则画出了一个高洁的诗魂。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形象的描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侧重于意境与神韵,对象不同,笔意也就有别。
这是交织着深情仰慕和深沉悲慨的追思凭吊之作。它表现了沈下贤的生前寂寞、身后凄清的境遇,也表现了他的诗格与人格。但通篇不涉及沈下贤的生平行事,也不作任何具体的评赞,而是借助于咏叹、想象、幻梦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通过这种境界,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逸韵。全篇集中笔墨反复渲染一个“清”字:从“清唱何人和”的寂寞到“草径苔芜”的凄清,到“水如环佩月如襟”的清寥梦境,一意贯串,笔无旁鹜。把避实就虚和集中渲染结合起来,显得虚而传神。
一至四句叙述了诗人临行前那一缕淡淡的哀愁。“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指明了启程的季节不是孟春正月,而是仲春二月。谢灵运有答诗云“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邀”,也可以证明俩人的分手是在二月。念路途遥远,离情即迫。行装业已打点完毕,行前再与族兄泛舟赏月。这时,闲适恬淡的心情早已不复存在,遥望着伸延不尽的路途,难免又生悲慨。“瞻涂意少悰,还顾情多阙”则暗示了此次出仕的矛盾心情。本来,步人仕途,为日后一展宏愿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诗人却流露出一种难言的伤感。
五至八句描绘了诗人与族兄分别时那一幕伤感的场面。“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垌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族兄送了一程又一程,越城郭,穿林间,饯饮之后,终于在湖畔长揖作别了。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史载,灵运无所推重,惟与惠连结忘年交。景平元年(423年)灵运由永嘉郡去职移居会稽,过视了年仅十七岁的谢惠连,便大相知赏。元嘉五年(428年)灵运表陈东归,复与惠连等共为山泽之游。《谢氏家录》载:灵运每对惠连辄有佳句。其在永嘉供职时,竟日思诗不得,忽梦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灵运颇以为得意,常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可见两人之一往情深。这次分手是难舍难分的。更何况,这一年春正月,与谢灵运深构仇隙的会稽太守孟颛颉告发灵运谋反,灵运只好诣阙上表以自解,被命为临川内史。这就意味着,这次离别非同以往,两人都要远离会稽,各奔东西了。这更加剧了久结于怀的离愁别绪。“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栧,远望绝形音。”执手话别,意绪绵绵。一叶轻舟渐渐的隐去了,身影渐小,别音渐消。
九至十二句刻画了诗人拭泪启程后的戚戚怀抱。“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行迈靡靡,中心遥遥,长路漫漫,前程难料。这些,诗人以为自己尚可排解,但内心的忧思又向谁来倾述呢。“行行道转远,去去行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离愁是绵长的,像一条路,走到哪里,它就伸延到哪里。正如李后主所感悟到的“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往今来的离愁,凝结成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后两句用“昨发”“今宿”等字眼,将时光推移,隐含着诗人别情的凄苦悠长。
十三至十六句渲染诗人在西陵行舟受阻的场景。“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浓云滚滚,覆盖着层峦起伏的群岭,惊风阵阵,掀起了无数的浪花。霎时间,雨雪纷飞,润泽了大地,笼罩了林丘。“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则与诗题相映照。在这种恶劣的气候里,诗人被迫在岸边停泊下来。
十七至二十句以悲慨的语调总括全诗。“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此借用《孔丛子》记载的“临津不济”的语句,既是凭古伤今,也是写的眼中实景。茫茫原野,万物萧条,自然逼出最后四句:“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不管西瞻也好,东睇也好,叹前程凶险,念知己已去,留下的只有悲慨,只有凄歌。积愤成疾,何以消忧。
这首诗结构十分严整。它以倒叙的手法,通过景物的细致描写与时间的缓慢推移,将那淡淡的愁绪渐渐推向忧思难忘的极致,因而把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读其诗,回环往复,丝丝入扣,给人以“渐入佳境”之感。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