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嘉庆四年,是己未年,琉球国中山王尚穆去世。世子尚哲先七年去世,世孙尚温上表,请求袭封。朝廷安抚远方藩国,赐给皇上的命令。皇帝不坐正殿而御前殿召见臣下令其回答有关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特意选择儒臣。
在这,赵介山先生,名文楷,太湖人,官职是翰林院修撰,为正使。李和叔先生,名鼎元,绵州人;官职内阁中书,为副使。介山写信约我一起走,我因为父亲高堂年纪很老,害怕远游。继而又想在外作幕僚二十年,到处窥探两戒,而还囿于一地方的见识,没有看到外国。更经过瀴溟的胜利,期望更广泛的得到各种奇特见闻。禀报商议我的父亲,允许随着同去。随从的人共五人:王文诰、秦元钧、缪颂、杨华才,我即是其中之一。
五年五月初一日,随着振荡节以行,吉祥送风,神鱼扶大船,总计六昼夜,径直到达目的地。
只要看到的,都登上掌握记录。记录山水的美丽险要,记物产的奇特,记载着官府的典章,赞美士女的风度贞节。文章不夸耀奇异,事情都记得真实。自己很浅薄鄙陋,乐意留下测海的讥笑;要能忍受传说,或胜过凭空想象的说法。
注释
己未:嘉庆四年,1799年。
琉球国:曾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国家,明清时为中国的藩属,都城为首里。光绪五年(1879年)被日本吞并。其中最大的岛屿为冲绳岛与奄美大岛。
薨:死。
特简:破格选用。
赵介山:赵文楷(1760-1808),字逸书,号介山,安徽安庆府太湖县人。嘉庆元年状元,嘉庆五年(1800年)出使琉球。著有日记体《使琉球记》,详述出使始末。即本章《中山记历》的参仿母本。
李合叔:李鼎元,字合叔,号墨庄,清代学者,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嘉庆五年(1800年)作为册封疏球副史,随赵文楷出使琉球。
两戒:辽阔的地域。国家疆域的南北界限。戒,同“界”。
方隅:片面。
纓溟:水面浩淼迷蒙之状。
荡节:古代使者盛符节的竹函。
祥飙:瑞风。飙,暴风。
舳:船后持舵之处。
谫陋:浅薄。
甘贻测海:以甜汤的感觉判断大海。甘贻,甜味的糖浆。
凿空:穿凿附会。本意为对未知领域的探寻。凿,开;空,通。
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
此诗写青楼女子的悲叹,诗人也借惜花而表达青春远逝、不堪命运的自怜、自伤之情。首联采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含恨凋零,花是比喻妓女的青春;颔联反衬,表达妓女对坎坷、悲惨、无奈之人生的自我慰藉而已;颈联语义双关,表面上写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却是自顾自怜;尾联写妓女皱着眉对月惆怅,青春犹如枯萎的花朵渐渐凋零,实则表达出诗人备受打击后忧愁、痛楚的心境。全诗借景抒情,以花自喻,引起丰富联想。
首“百舌问花花不语,低回似恨横塘雨”采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含恨,与之亲近的鸟儿问它也不说话,而心有所恨的原因是秦淮河上雨,花落自凋零。其中的花是比喻妓女的青春。
“蜂争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杨惜金缕”比较有趣,初看似乎并无深意,不过是眼前所见的即景,和一二句连贯,但实际上如果理解了是描写什么人,那么这一句就大有深意:首先从字面上看,先是称赞妓女的“粉蕊”和“香”任君采撷,非常大方,然后讽刺良女自珍“金缕”,十分小气。从潜台词上看,作者并非要对良好的礼教品德进行讽刺,而是以此反衬妓女人生的坎坷、悲惨和无奈,这种以妓女之口传递出来的意思,一方面代表不同角度的不同人生价值态度,另一方面也传递出妓女的这种观念不过是自我慰藉的“精神胜利法”。
“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同样语义双关,表面上写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却是自顾自怜,希望自己青春长久一些,否则年老色衰就会失宠,以后的生活将会如花摧落、凄凉无比。
最后“秦女含颦向烟月,愁红带露空迢迢”的读解稍有异议,这主要是因为对其中“秦女”二字的看法不同,有学者认为“秦女”为秦地之女的泛指,这二句是写妓女皱着眉对月惆怅,自己的青春犹如枯萎的花朵渐渐凋零。但如果为泛指,就包括了良家妇女,与上几句妓女的自述语境并不十分贴切,所以也有人提出“秦女”当泛指秦准河的青楼女子,理由是当时的秦淮河是烟花之地的代指。
总的来说,这是一首描写春天的诗,不过这里的春天既是大自然的春天,也是人生的春天,更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象征。
温庭筠写这首《惜春词》不仅是为歌伎的青春不再而哀叹,更是劝慰世人要珍惜时光,珍惜青春,珍惜自已有限的生命。他对歌伎无奈的生活际遇有着深深的同情,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自己拥有自由的生命,更应该珍惜青春,在年轻的岁月里多做一些事情。“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更是他对自己的寄语:希望自己心中永远保持美好的一面,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丑恶的东西同化,自己真正应该珍惜的是这些。
韦司马,即韦爱。公元501年(齐东昏侯永元三年)春正月,萧衍为征东将军,从襄阳兴师讨伐东昏侯,留弟冠军将军萧伟行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州府事,以壮武将军韦爱为其司马,带襄阳令。时齐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爱沉敏有谋,率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公元502年(梁天监元年),进号辅国将军,寻除宁蜀太守,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行至公安,道病卒(见《梁书·韦爱传》)。此诗当作于公元501年韦爱为雍州司马时。
张玉谷说:“此送别后还家写意之诗,非送别时作也。”(《古诗赏析》)全诗三十句,可言为五个段落,每段六句。第一段写江边话别时难舍难言的情景。第二段写韦爱乘舟离去,作者登楼远望时的心情。第三段写送归路上的感受。第四段写到家所见情景。第五段写辗转思念、夜不成寐的苦况。可谓层次言明,结构谨严。
这首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顶真格”。所谓“顶真格”,就是以上句的末几字(词语或句子)做下句的开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畅达,读来抑扬顿挫,缠绵不绝。亦称“联珠格”。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句句“联珠”的,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宋元时更流行为一种带游戏性的文体,如《中原音韵》载《越调·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一种是段与段之间“联珠”的,这首诗就是这样。全诗五段,每段最后几字与下段最前几字相同或稍有变化,如第二段结尾“汹汹浪隐舟”与第三段开头“隐舟邈已远”,第四段结尾“竹里见萤飞”与第五段“萤飞飞不息”,首尾两字完全相同;而第一段结尾“萧萧行帆举”与第二段开头“举帆越中流”,第三段结尾“知予衔泪返”与第四段开头“衔泪心依依”,首尾两三字则错综变化。运用“顶真格”,将全诗很自然地言为五个段落,每段都是六句,而且一段一换韵,平仄韵相间,又每段首句入韵。这样,从形式上看,非常整齐谨严,从声律上讲,读来反复顿挫,蝉联不断,大有缠绵悱恻,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妙,恰切地反映了主人公依恋难舍、思念不已的感情。所以沈德潜说:“每于顿挫处,蝉联而下,一往情深。”(《古诗源》卷十三)
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叠字的运用。全诗共用了六组叠字,都恰到好处。如“悯悯言手毕,萧萧行帆举”,将风催舟发主客不忍离别的情景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或许是化用了梁简文帝萧纲《伤离新体诗》的“凄凄隐去棹,悯悯怆还途”诗意。“逦逦山蔽日,汹汹浪隐舟”,连绵起伏的山峦隐没了落日的光辉,也挡住了送行者的视线,友人乘坐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忽隐忽现,这既写出了旅途的艰险,又细微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担心和关切。离情别景,宛然在目。“依依”,思恋之貌,“暧暧”,昏昧之貌,而这“暧暧”的薄暮景象,与那“依依”的离情别绪交织在一起,更加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所的清幽环境以及诗人的闲适生活,抒发了诗人对宁静闲适生活的怡然自得。
定林寺在钟山下紫霞湖旁,王安石晚年曾卜居于寺旁。这首诗,消尽烟火气,就像小溪一样澄澈,像白云一样悠闲,像山鸟一样适意,像山花一样自在。这些在诗中所描写的景物,正是“临溪放艇倚山坐”的主人公的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他的恬淡之趣和宁静之美。
“闲”是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又如《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鸟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这让读者感到,诗人在其中的体验似乎比那“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还在世外,因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不仅没有争竞,而且简直连“心”的概念都没有了。王安石在《登宝公塔》(在钟山)一诗中曾写他在宝志塔院作客时的情形道:“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要表达的是主客两忘,物我两忘的意思。“闲”字表面上虽显著相,但在诗人特定的心境中,也就是“忘”。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