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金陵新亭》中，怀想东晋王导的爱国壮语，无限感慨，不禁对王导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赞美。作品首二句“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说明金陵的豪士们在新亭游览胜地聚会。中四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颧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周颛眼看新亭风景没有变化而社会动乱，山河易色，山从中来，大为哀叹。参加饮宴的人都像被拘禁的楚囚那样，忧伤流泪，只有王导激愤地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建功立业，光复神州，怎么能如楚囚一般相对哭泣!”这些爱国壮语，李白并未写入诗中，却在末二句融合成真诚颂扬的话：“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大诗人不轻易给人以高度赞语，这两句人物总评，是很有分量的。
诗的主线和核心是歌颂爱国志士王导，构成历史事件矛盾的焦点，是爱国思想和消极山观情绪的斗争。诗歌如果按照历史事件原型，全盘托出，那就成为平板叙述，缺乏艺术光彩。李白选取了周顗绝望哀鸣，众人相对哭泣这一典型场景，微妙地熔铸成为四行具有形象性的诗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颉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篇末把王导的爱国壮语“当共勤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曲折地化用成高度赞美爱国志士的诗句“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取材典型化上的功力。
这首怀古诗在感情的抒发方面，不是平铺直叙的，如果直白自述，则易陷入板滞。作品感情显现的不同节奏是：首联淡淡引出，次联接触矛盾，三联矛盾有深化，末联解决矛盾。达到审美高潮。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内在思维布局上的功力。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这首诗以清明时节为背景，用白描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表达了诗人生活的艰难和以读书为乐的情怀。
前二句开门见山，清明是春回大地、草木萌发的时节，到这一天，人们不论贫富，都要穿着春装，到郊外去赏花踏青。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观赏大好春光，舒散自己抑郁心情的日子里，我们的诗人却兀坐家中，既没有花酒助兴，也没有高朋作陪。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清明，诗人往日的孤寂心情不就更为典型地表现出来了吗?因此，诗的第一句看似平常，实则含义颇深。接下去，诗人进一步扩大，加深这种沉重感。“兴味萧然”本已经勾画出作者百无聊赖、孤独寂寞的心情了，更何况他又用“野僧”作比。我们知道，佛家主张“物我两忘，四大皆空”，作者身居人境自比“野僧”，一种几乎被世人遗忘、自生自灭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作者凄苦冷寂的心情也被表现得更为强烈了。。
后二句是现身说法，自诉人穷志不穷，表明寒士的清明佳节，第一件事就是刻苦用功，努力读书，主题思想是励志劝学，发愤读书。昨日诗人向邻家“乞新火”本是为了生活所需（包括烧水煮饭等），而诗人在这里只说“分与读书灯”，这就使兴味得以转化，是一种寄托和享受，和先前感到的“萧然”迥然有别：他将痛苦与郁闷化为前进的动力。这盏伴随他苦读诗书的灯，仿佛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驱走了眼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心胸豁然亮堂，情感得以净化，另有一番“兴味"在心头。这种“兴味”的内在涵义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只有立志成才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兴味。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形象才显得生动形象，才能在无花无酒的清晨，专心致志地在读书中度过清明佳节。
全篇语言朴实，议论明快，叙述简洁。全诗运用衬托、对比的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寒士的困顿生活，给人凄凉、清苦之感，寥寥数语，质朴平实，于小处见大，自然揭露出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