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空惆怅”慨叹了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不理解或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

　　这首词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对比。上阕中，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阕中，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

　　这首词蕴含了浓重的民族风味，描写的是荆楚之地的端午风俗。全词从“碧艾香蒲”入笔，“处处忙”道出了端午时节的忙碌。儿共女，庆端阳，描摹出一幅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细缠五色臂丝长”，缠五色臂丝是荆楚之地的一种民族风俗，是在端午节由孩子们将五色丝带缠在臂上，这种五色的臂丝又叫“朱索”或者“长命缕”，据说能够降服鬼怪，企保平安。上阕的最后两句“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将全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下阕的悼念屈原奠定了基调，为抒情作了铺垫。“谁复吊沅湘”，交代了“空惆怅”的缘由，原来人们忙着过端午，只是一般性地喜庆，而忘却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谁还记得那为爱国诗人屈原呢？作者有感而发，直指俗弊。在这热闹喜庆的节日里，诗人却“空惆怅”，与“庆端阳”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直抒自己的感情，仍然运用了对比手法。就是写追悼屈子之情思了。“往事莫论量”，确实，千年已过，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屈子的《离骚》，而是汨罗江投河自尽的忠义气节。“千年忠义气，日星光”，日星本是天地的精华，终明儿不灭，将屈原的千古大义与日星之光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大忠大义，理当被永世铭记。“离骚读罢宗堪伤”，此一句不单单写出了对屈子大义的崇敬，还道出了文人的惺惺相惜。“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千年已过，便是何等的悲歌大义，又能被几人记得呢？便是记得，又有几人能解？树转午阴凉，端午之时的燥热天气，能得一份的凉意已是不易，莫非也是屈子的美意吗？结尾由情归景，景中又似有余情，大有余音不绝之意。

　　本曲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与下片的“无人解”形成鲜明对比。但沅湘之水却把作者带入了历史，通过纪怀屈原抒发自己对元朝覆灭的感伤和不仕明朝的节烈，“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等诗句传达就是作者的伤感失落，而“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则表明了作者对元朝的忠贞决心。“树转午阴凉”，以景结情，情在景中，是古诗词的常用收尾法。可以收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缭绕的效果。作者的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历来写端午的诗词都很多，多半会提到屈原的旧事，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者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情怀，或者赞扬屈原的精神而表明自己的忠义之心，总之，流不尽的沅湘之水，就是中国失意文人的辛酸之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梅尧臣），“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戴叔伦）。

　　读中国古诗词总让人觉得气闷，而没有怒发冲冠的畅快，好像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哀怨或者表明忠心，从来都不会愤怒似的。最多不过是装疯卖傻，“学呆，妆痴，谁解其中意？”“尽教他争甚底，不如他瞌睡，不如咱沉醉，都不管天和地”，没有几个敢真正站起来去怒去喊去抗争！这和《诗经》开创的“悲而不伤，哀而不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这首诗主要写景，景中含情，反映了作者当时欢乐心情，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清晨，诗人准备启程了。东风多情，雨声有意。为了诗人旅途顺利，和煦的东风赶来送行，吹散了阴云；淅沥的雨声及时收敛，天空放晴。“檐间积雨”，说明这场春雨下了多日，正当诗人“欲山行”之际，东风吹来，雨过天晴，诗人心中的阴影也一扫而光，所以他要把东风视为通达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远门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决定了旅途中的愉悦心情。

　　出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穿山越岭，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鲜艳的桃花，矮矮的竹篱，袅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于春耕的农民，有物有人，有动有静，有红有绿，构成了一幅画面生动、色调和谐的农家春景图。

　　雨后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丽，使得诗人出发时的愉悦心情有增无减。因此，从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带上了主观色彩，充满了欢乐和生意。野桃会“含笑”点头，“溪柳”会摇摆起舞，十分快活自在。

　　而诗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乐无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间小憩，妇童饷耕；春种秋收，自食其力，不异桃源佳境。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写是作者当时欢乐心情的反映，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起韵先以一单句，勾勒出友人超逸轩昂的精神风采，是为起端定性，为下文的当遇而不遇张本。接韵顺势而下，写自己当初以为他的出试，就像善于驾车的王良驾着骏马拉着的车子上路一样，既是轻车熟路，想是必然高中。三韵再行渲染铺张，表明自己曾以为友人此番出试，定如暂时蜷缩于池中的蚊龙将要得雨一样，腾飞指日可待，高中是必然之势。在以王良和蚊龙为比，作了这样尽情的渲染之后，四韵忽然一跌，以时命犹待天意为辞，暗示出朋友的落第事实和落第的原因。这原因不是因为文才不足，而是因为时命不济。五韵以屈原犹且不遇为喻，表达他对友人落第的宽慰和不平感。屈原是个兰佩芳菲即品性高洁、才华过人的古代志士，他犹且无人过问，怀抱冷落，为此曾经激愤地向重华（舜）陈辞，那么友人的不遇岂不分所该当？这里的用典，既包含着词人对天下才士收场一例凄凉的悲愤感，又表达了他以重比轻、要友人看轻自己的落第的用意。上片末韵，由屈原和友人的不平遭遇而来，写出了他的同情式的理解。这里的“空”字、“共谁语”的反问，包含着浓烈的感情，表达的是才人在历史上总不得志的郁闷和孤独感。这是一石三鸟，既写出了落第友人的当下感受，也兼点出了屈原的感受，还隐含着词人自己的生命感受。

　　过片由己及人或者不如说由朋友及于考官，表达他对于考官无才乏学，埋没人才的讽刺。词人用“儿曹”称呼他们，就有鄙视之意。又以“扬雄赋”来形容友人妙文，措辞之间，褒贬立见。接韵讽刺考官看到友人妙文而不识其妙。反而觉得它很可怪。并判友人落第的无才无识。三韵运用典故，表明因为落第，友人的理想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之境的大恨。这里的典故运用几于妙化：事实的沧溟即大海可以象征人生的大海；海上三山望之在前、即之在下、寻访者被“风引船回”的神话，可以象征人对于理想追求的难以实现；人对于理想的仰望与被阻绝，与访求三山之人终究不得接近三山的情形相同。同时，这个典故特别能说明友人下第后的心理感受。四韵与上片四韵一样，在尽情地铺张后一笔掉转，形成词情的跌宕起伏。它一笔写出了友人抖落悲哀和怅恨、抖落人世浮尘而襟怀高朗、冲淡的新状态。这是一个摆落尘网、归心自然的高人散士的神态。“笑指”一词，犹为传神。以下由此引发，一气直下，仿佛久郁的心胸豁然开朗似的，写出友人归心带湖、载酒忘忧的风采。“门外”一韵，人与境谐。其门外千百株高大、古老的苍松翠柏，与门内不阿附屈曲的堂堂须眉，形成了异类同情的互喻。词首“逸气轩眉宇”的友人形象，再次得到了呼应。同时，松柏环聚的处所，也是幽人雅士的隐身之地，这就显出了友人淡泊功名的趣味。结韵暗扣题面“谢诸公载酒相访”，以邀请朋友们来到这门外有松柏、门内有高士的清幽带湖饮酒作乐，归结全篇。

　　全词表达出对友人落第表示安慰。虽然叠用典故，却贴切顺畅，全无堆砌累赘之感。风格郁愤舒放。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