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词的基本结构是上片发泄怀才抱国而屡试不第的牢骚，下片抒写忧国伤时而献身无路的悲慨颇有李白式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讽寓和激愤。整首词前后贯通，浑然一气。
　　
　　开篇三句“一剑横空，飞过洞庭，又为此来”，化用唐人吕岩《绝句》“朝游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上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一诗，以飞剑横空的壮采象征词人匡济天下的奇志，极力写出前来应试时意气之豪迈，开篇便有气势如虹的非凡气象。

　　“有汝阳”四句收敛前情，点明题事。上言座中宗室殿试及第，下言卢蒲江举行酒宴招待宾朋。其中亦隐含牢骚之意。及第者与落第者同一宴席，咫尺荣枯，悲欢异趣，两相对照，自是意志难平。

　　“四举”三句回顾己身遭遇，造语奇警而含愤深沉。几番应试皆被黜落，多年奔走不得一官，此本极难堪事，但作者却翻出一层，谓朝廷既弃他不用，则亦乐得逍遥，自封“大宋神仙”了。悲愤之情而以狂放之语出之，愈见心中悲愤之甚。

　　过拍三句继续抒发悲愤之情而情辞更苦。“如何好”一问画出回顾茫然，六神无主之情，令人想起李白“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的情态。“将百千万事，付两三杯”则画出感慨万千之状。既失进身之路，则虽怀济世之志亦无从施展，唯有借酒浇愁而已。

　　换头处上承过拍而又有进展。“未尝戚戚于怀”六字先作一顿，极见平生光明磊落，不因穷达而异其忧乐。接下“问自古英雄安在哉”则又一提，响遏行云，感怆亦出常情之外。谓古来英雄，终归乌有，辞虽旷达，意实哀伤，乃由报国无门而产生包含政治与人生双重意义的悲慨。

　　“任钱塘”四句继续深化此种悲慨。潮的涨落和花的开谢象征朝政的得失和国势的兴衰，而词人却“任”其“潮生潮落”、“花谢花开”，亦非真能忘怀时事，实乃痛心于朝政腐败与国势衰危的愤激之辞。国事既不可为，朱颜又不可驻，思念及此，情更不堪，因而转出“盗号书生，强名举子，未老雪从头上催”这样悲痛伤心之语。曰“盗号”，曰“强名”，极见枉读诗书而无补于时世的痛苦，“未老”一句则深含岁月无情而功名未立的忧惧和感叹。作者身为布衣而心忧天下，然而当世之居高位、食厚禄者则只管自己穷奢极欲，不复顾念国计民生。两相对比，更增痛愤，故乃宕开一笔，转向此辈投以极端轻蔑讥讽的冷眼：“谁羡汝、拥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居高临下，正气凛然，令人想见词人当时怒发上指，目光如炬的形象。如前所述，这首词是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写成的。

　　此时词人心情极其痛苦，但词的格调却异常高昂，没有消沉颓废之语，不见穷愁潦倒之态，意气峥嵘，情辞慷慨，表现出既悲且壮的特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不但是一个杰出的词人，而且是一个爱国的志士，他“平生以气义撼当世”（毛晋《龙洲词跋》引宋子虚语），不望“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沁园春》）虽处逆境而不与时推移。这首词的语言也极富情采。全篇都是直抒胸臆，句句皆从性灵深处喷射出来，生气灌注，显得真率自然，激昂奔放。其中复多变化：或豪壮，如开篇三句；或典雅，如“有汝阳”四句；或狂放，如“四举”三句；或愁郁，如过拍二句；或慷慨，如换头二句；或愤激，如“任钱塘”四句，或哀伤，如“盗号”三句，或冷峻，如断章三句。且常兼数者于一拍之中，如“四举”一拍既见狂放之态，亦见悲愤之心；最后三句既见冷峻之情，亦见豪壮之气。因此又显得情感多变，意气纵横。陶九成说“改之造词赡逸有思致”（《词综》卷十五引语），刘熙载说“刘改之词狂逸中自饶俊致”（《艺概》卷四），刘过词奇思异采，令人想见颜色。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词中吟咏的油灯结花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古来题咏灯花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张林的这首词却能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读来饶有情味。

　　上片刻画灯花，连用五个比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白玉枝，指白色的灯芯草。前两句说，灯蕊在不经意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金粟”，桂花的别名，这里形容灯花。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云：“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此种比喻在灯花描写上用得是最为普遍，本词是以它来描摹灯花初结成时的形状。下面三句，句句比喻，形容灯花的三种不同景象。“半颗安榴，一枝杏，五色蔷薇”。安榴，即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故又名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如桂花，继而大如绣球般的石榴，再变成鲜艳浓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般色彩绚烂斑驳。“半颗”、“一枝”、“五色”，这三个数量词，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将其各种姿态刻画地生动形象。

　　上片可说是用实笔摹绘灯花由初绽到盛开的过程，下片则是以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称巧夺天工。

　　“半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羯鼓，用唐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的典故。唐玄宗此举在于夸耀人工能巧夺造化，而本词则反其意而用之。银灯（釭即银灯）。里点燃的灯芯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其中自有造化的四时功能。作者从另一方面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之功。“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两者本来并不相干，但灯草既成灯花因而兼具两者的特点。作者有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主要侧重蝴蝶戏花的方面。因此，运笔就将蝴蝶戏花加以此附。灯花既然是花，就应是蝴蝶戏嬉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蝴蝶来，不断地在灯花周围蹁跹飞舞，作者运笔俏皮，貌似揶揄灯蛾，却灵巧传神地赞美了灯花的丽若群芒。

　　这首词运用博喻手法，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虽无深情远意，但较之其他咏物词讲穷比兴寄托、笔致幽深、多愁善感的格调来，可算是别具一格，清新隽秀。

　　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