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初夏的典型景物以寓危亡之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汉书》:惠帝尝出游离宫,取樱桃献宗庙。李煜此时,宗庙莫保,樱桃难献,而樱桃又随“春归去”而“落尽”,伤逝之感良深。这里的“春”,应包含“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和平豪华的帝王生活,“春”既“归去”,悔恨何及?紧接着“碟翻轻粉双飞”,与上句的情景极不调和,以粉蝶无知,回翔取乐,反衬并加深悔恨心情。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双幕,惆怅暮烟垂。”杜宇转化的子规在小楼西面夜夜泣血鸣啼,倚着楼窗的玉钩双幕瞭望,惆怅的看着暮烟低垂。
“子规啼月小楼西”,子规,相传为失国的蜀帝杜宇之魂所化,这就加深亡国的预感。这句与“蝶翻”句,从相反方面刻画了矛盾的心境。这里“西”字,不是简单的表示方位,而是宋兵自西而来,故于“小楼西”特别关注。“玉钩双幕”,点明词人以上见闻所及,是从小楼窗口获得的。倚窗销愁。愁偏侵袭,望暮烟之低垂,对长空而惆怅。这里“惆怅”,是明点此时此地的复杂心境:宋兵压境,朝不保夕,为国势失望而自伤。“暮烟垂”,形象的表现这种沉重的“惆怅”。
上片写外景,视线由内向外,时间自日之暮;下片写内景,视线由外转内,时间自暮入夜。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这两句是说入夜后小巷里一片沉寂,人们都已纷纷散去,凄然欲绝面对着烟草低迷。
写小巷人散初夜寂寥的境况,是顺着上片的时序,着重突出“寂寥”,以渲染环境气氛。“烟草低迷”,是“暮烟垂”的扩展与加深,冠以“望残”二字,刻画出凄然欲绝的寂寥人怅对寂寥天的形象。此处是一转折,窗外已无可望,亦不忍望,只得转向室内。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双带,回首恨依依。”末三句是说,炉里的香烟闲绕着绘饰凤凰的衾枕,但见她愁容满面空持双带,怎能不令人回首恨依依。
“炉香闲袅”,本是宫廷中的寻常事,而在此一瞬间却产生特异的敏感作用:危急的心情,乍遇炉香闲袅,似乎得到一晌的平静,然一念及“一旦归为臣虏”,则愈觉惶惑难安。况且炉香是闲袅着“凤凰儿”的,更是凄惋万分。“凤凰儿”应是衾褥上的纹饰,同时也暗喻小周后(下句的“双带”,《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均作“裙带”,似以喻小周后为宜)。小周后的形象在这里隐约一现,是符合逻辑的,能完整地显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在词人的眼底,往日经常出现“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媚态,而今却见她“空持双带”的愁容。江山如此危殆,美人如此憔悴,怎能不“回首恨依依”!结处明点一“恨”,倒贯全词。
这首词,巧于用典,颇具特色。此词用樱桃事,浑化无迹:若不加深思,但知其以眼前景物寄内心伤感;其实他是化用《礼记》、《汉书》天子取樱桃献宗庙的典故。用此一典,则眼前景物,不仅结合围城局势,且外现主观情愫,更显出帝王的身份。表明一个饱学的亡国之君,自被围直至被俘的过程中所不能忘怀于宗庙的必然心态。用典如此,自无诟病,堪称典范。
《春晓》这首诗是诗人隐居在鹿门山时所做,意境十分优美。诗人抓住春天的早晨刚刚醒来时的一瞬间展开描写和联想,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怜惜之情。此诗没有采用直接叙写眼前春景的一般手法,而是通过“春晓”(春天早晨)自己一觉醒来后瞬间的听觉感受和联想,捕捉典型的春天气息,表达自己喜爱春天和怜惜春光的情感。
诗的前两句写诗人因春宵梦酣,天已大亮了还不知道,一觉醒来,听到的是屋外处处鸟儿的欢鸣。诗人惜墨如金,仅以一句“处处闻啼鸟”来表现充满活力的春晓景象。但人们由此可以知道就是这些鸟儿的欢鸣把懒睡中的诗人唤醒,可以想见此时屋外已是一片明媚的春光,可以体味到诗人对春天的赞美。
正是这可爱的春晓景象,使诗人很自然地转入诗的第三、四句的联想:昨夜我在朦胧中曾听到一阵风雨声,现在庭院里盛开的花儿到底被摇落了多少呢?联系诗的前两句,夜里这一阵风雨不是疾风暴雨,而当是轻风细雨,它把诗人送入香甜的梦乡,把清晨清洗得更加明丽,并不可恨。但是它毕竟要摇落春花,带走春光,因此一句“花落知多少”,又隐含着诗人对春光流逝的淡淡哀怨以及无限遐想。
宋人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古今传诵的名句。其实,在写法上是与《春晓》有共同之处的。叶诗是通过视觉形象,由伸出墙外的一枝红杏,把人引入墙内、让人想象墙内;孟诗则是通过听觉形象,由阵阵春声把人引出屋外、让人想象屋外。只用淡淡的几笔,就写出了晴方好、雨亦奇的繁盛春意。两诗都表明,那盎然的春意,自是阻挡不住的,你看,它不是冲破了围墙屋壁,展现在你的眼前、萦回在你的耳际了吗?
施补华曰:“诗犹文也,忌直贵曲。”(《岘佣说诗》)这首小诗仅仅四行二十个字,写来却曲径通幽,回环波折。首句破题,“春”字点明季节,写春眠的香甜。“不觉”是朦朦胧胧不知不觉。在这温暖的春夜中,诗人睡得真香,以至旭日临窗,才甜梦初醒。流露出诗人爱春的喜悦心情。次句写春景,春天早晨的鸟语。“处处”是指四面八方。鸟噪枝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闻啼鸟”即“闻鸟啼”,古诗为了押韵,词序作了适当的调整。三句转为写回忆,诗人追忆昨晚的潇潇春雨。末句又回到眼前,联想到春花被风吹雨打、落红遍地的景象,由喜春翻为惜春,诗人把爱春和惜春的情感寄托在对落花的叹息上。爱极而惜,惜春即是爱春──那潇潇春雨也引起了诗人对花木的担忧。时间的跳跃、阴晴的交替、感情的微妙变化,都很富有情趣,能给人带来无穷兴味。
《春晓》的语言平易浅近,自然天成,一点也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而言浅意浓,景真情真,就像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的一股泉水,晶莹透澈,灌注着诗人的生命,跳动着诗人的脉搏。读之,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诗人情与境会,觅得大自然的真趣,大自然的神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是最自然的诗篇,是天籁。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