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临别依依，行者与送行者，相互留恋，却终于分离。“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送别者为行人设宴饯行，两人别离依依，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尽，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捶鼓，犹言敲鼓，是开船的信号。船家已击鼓催行，而这一边却楼上把盏劝酒。“催”，见时间之难以再延。“高楼把酒留君住”,船家已经“催人”了，而这边还在把酒“留”人。为人饯行，按说应该先写“高楼把酒留君住”，之所以倒装，正是为了强调分离时的紧迫感。一”催“一“留”将“去"和"住”的矛盾突出出来了，并且带动全篇。“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行者欲去不忍，欲住不能，正左右为难之时，江水就快平潮了，“西江潮欲平”一语包含了无数未尽之言。这两句妙就妙在不直接说是去是留，而是通过江潮涨平的景象来说明答案。江潮涨满之时正是船家趁潮水开航的时候。
下片写别后的怀念。“知君何日同”，表现出难言的相思之情。“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这两句承上片“江潮”而来，说潮水有信，定时起落，而人一旦离去，两人便遥遥相隔再难相见。“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今日樽空而潮载君去，但未知潮水何日能复送君归来。这依然是情景和思忖结合。词中以回环往复的语言节奏，用来表现依依不舍、绵长深厚的“思致”。将送别之人心中的不舍之情和盘托出，尤为动人。
这是一首惜别词。作者词中以一推一挽之情劝住对方的眼泪，这种抒写伤离恨别心绪的表现手法，与宋词中写离别时常见的缠绵悱恻、肝肠痛断、难舍难分的情状有所不同。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