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上片，概写荔枝的悲凉身世，发出同情的感叹。“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与人一样，双荔枝与单荔枝，都是由天工造化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双荔枝确实罕见难得。它是天特别赐予的。“总是”二字，特别传神。绯，在古代为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这种特殊的双荔枝，便成了上贡的果品，平民百姓望而止步，于是置放“华堂深处”，每每望见，令人心酸。一个普通的双荔枝的地位，竟人为地抬到如此神圣的地步。谁知晴天霹雳，双荔枝在“华堂深处”遭到厄运。“怜伊”呀，“怜伊”的是可怜的双荔枝两颗核仁（“两副心肠”）竟要与肉分离了。上片，明在写双荔枝，却在写一对青梅竹马式的恋人如双荔枝同样的身世。开始，天赐良缘，情敦意笃，高洁纯真，后来，被人为地残酷拆心，成了罪恶社会的殉葬品。
下片，借回忆双荔枝苦难的经历，赞叹恋人生死不渝的坚贞品格。想当年，双荔枝与人一样， “自小便相随”，形影不离；就是作为“绮席歌筵”上的欣赏珍品，贵人只是欣赏欣赏，双荔枝在短时间内不分离（“不暂离”）。可是，双荔枝命途多舛。作为贡品已是命中注定，它自然地“苦恨人人分拆心、东西”。皇帝是贪婪的，又是残忍的。越是成双成对而相连的荔枝，越是被他凶“拆”凶噬，这是人世间的历史悲剧。“怎得成双似旧时”，无可奈何，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人间的遗憾。这一无答而问的设问结尾句，非常有力，提醒世人：在封建社会里，成双的荔枝永远不会有恢复“似旧时”的美梦的。下片，与上片一样，还是在继续感叹那对天然的少男少女的坚贞如一的精神。她爱，爱她们“自小便相随，绮席歌筵不暂离”的往日风流；她恨，恨那残酷的现实太无情。本是深闺无人识的少女，一旦被掠进宫里成为歌妓，情侣被活活“拆心”，你我“东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怎得成双似旧时”，留恋只是留恋，终归只是英灵中的美愿而已。
这是一首咏物词，全词，以象征、拟人的手法，把双荔枝当人写，把人又当荔枝写。字字写人，语语双关，富有情趣。较之“花间”词有了根本性的革命，实为婉约词中的一朵奇葩。
这是一首纪游抒情诗，抒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剪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兴。全诗首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之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末写频来夜游。所写虽各有侧重，但以游村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此诗题材比较普通，但立意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
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客尽其所有的盛情。“莫笑”二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寓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青翠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愈益依稀难认。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见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描摹，这两句却格外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种境遇中，与诗句所写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疑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诗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颈联则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社”为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祈年，满着丰收的期待。节日来源于《周礼》。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也说：“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可见到宋代还很盛行。陆游在这里更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吾土吾民之爱。
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叩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纯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游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诵千古的“山重”“柳暗”一联。
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游”字，而处处切“游”字，游兴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难状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是宋代欧阳修的一首词。
上片写端午节的风俗。用“榴花”“杨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表明了人们在端午节的喜悦之情。
下片写端午节人们的沐浴更衣，饮下雄黄酒驱邪的风俗。后面紧接着抒情，抒发了一种离愁别绪的青丝。
欧阳修《渔家傲》写的闺中女子，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享用粽子后，未出阁的姑娘，在家休息，梦醒后想出外踏青而去。抒发了闺中女子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