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秋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但其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首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一句，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秋的憔悴，一切“愁病”皆因“别离”。其秋“新妇”一语，尤其沉痛，绝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然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多半出于无奈）。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两句。照常理，让自己的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一位丈夫（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所应尽的职责，事实却不然。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陷入愁病之秋。作者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问道”，念及梁鸿，更加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杜甫写月诗的诗题中有两首较为特殊，即《十六夜玩月》，与八月十五日只相差一天或两天，也可能出于观察一下两天月色的差别，或出于避旧求新的思维习惯，所以一首叫“玩月”，一首叫“对月”。何为玩月呢?从诗的思路仅其内容看，诗人大致从以下角度来思考吧：首先是月和人是双向寻趣的，不单是人在玩月；既是“玩”从描写上来看便具有灵动性和欢乐感，摆脱过于拘谨；再是人的范围扩大，不单是诗人玩月。我们且看诗为何来寻趣吧!
这是一首五律，字数不多，但所含面较为宽广，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二两句为衬托或称前言，月所具有的招人喜爱和可亲之处要给予显示或作简要描述。时令已值秋天，月色尤为皎洁明亮，让人爽目怡悦。十六的夜晚月光如金波可舀，多么浓郁，秋露在月光沐浴下更呈玉色之光彩，多么着人心感滋润。十六日的圆月、银光不逊于十五，为“玩月”作了很好的衬垫。三、四两句写人与月寻趣的宽阔空间和较好的条件。请看，关山因有今夜如此明亮玉色的月光照耀，使天地显得更加宽广辽阔，创设了充分自由飞翔的空间，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你将会发现，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人流显得如此贴近，天上的银河、星星、月亮与人间已如邻近之同居共饮，啊！人与月原来是这样亲近相依。这为今夜人月对玩寻乐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其中也隐含了月对人之情意。
下四旬为第三层次，写出了今夜玩月的乐趣。诗人的设计也有特色，先写地域之广，有山谷野坡，有边域，有村落，也有河上，可称遍及四方。再写玩月者的类别，有打樵人，有边防卫士，有乡村儿童，也有水上旅途者，包罗广大人群的代表，说明“月”在广大人群心中的情意之深。第三，写如何玩月，打樵者唱着山歌，踏着月光，高兴而归，这是用歌声来玩月。边城城楼上响起横笛曲声，显得多么哀幽，大概是高乡遥远的战士，仰视明月不免有思乡之愁萌生，笛声也就吹出了“乡思曲”，这也算月对人的一种同情与共承哀愁。儿童们在明月之夜，大有跳跃寻乐之乐，他们嬉戏而蹦跳，乐趣横生，玩得如此天真。明月也就高兴地提供儿童们活动的天地，这也是月寻趣之乐。已是半夜还有行舟，有的是夜行之途，也有是月下寻乐，这也含有了行舟玩月之趣。从以上玩月的描述中也可看到诗人杜甫虽心怀思乡之愁，但也有乘乡愁之时作玩月之乐，既可寄托念家之思，也可畅抒对之月爱。
论语·子罕
以“为山”为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事情的成败在于人的作为。做事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努力进取，终将获得成功。关键不在于力量大小，而在于意志是否坚定，是否持之以恒。
韩非子·大体
以“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为喻，揭示道理；君王要有宏大的气魄，宽广的心胸，才能使民富国强，才能建立功业且德泽后世，才能达到国家大治。
管子·形势解
以“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为喻，说明治国治学上止应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度，这样，明主才能聚集更多的百姓，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论语·雍止
聪明人通达事理，反应敏捷而思维活跃，性格活泼好玩如流水，用水来喻智者，认为智者天性容易亲近水并以水为乐。
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厚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像山般沉稳，用山来喻仁者，认为仁者天性自然亲近山，并因恬静自安而得以长寿。
论语·子罕
以河水为喻，发出对时光易逝，一去不返，往事难再的慨叹；同时勉励人们珍惜时间，效法流水不舍昼夜，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进取修业。
孟子·离娄下
用水喻人品学识，强调务本求实，反对一个人的名誉声望与实际不符，要求人们像水一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不断进取，循序渐进，自强不息。
孟子·尽心上
以“登山”“观海”喻“游于圣人之门”，表达为人，治学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然后以“观水有术”推进一层，说明治学基础要扎实，要循序渐进，逐步通达。
老子（共三则）
1.把水视为“道”之化身，歌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默默奉献的精神。
2.从江海善于处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为百川之王的角度，申述“谦下不争”的主张。
3.从水性“柔弱”与“威猛”并存的角度，揭示水性的两重性，并从“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角度，表达老聃为政“贵柔”的主张。
孙子·虚实篇
从水形喻兵形，强调用兵“变”的原则，顺应敌人的变化而变化，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