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柏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这是一首颇有新意的离别诗，一首贮满友情和才情的诗歌。
诗一开首，先夸对方的才情。好友殷淑“秀色”江南，“风流”无比，真像才貌双全的殷仲文再生。诗人以“送别”为这首诗诗情的触发点，却未吐离情别绪，反倒特写好友的才华，颇有离题之嫌。其实，其妙需要推敲。首先，写才情是为了突出友情。不平凡的才华和“独立扬清波”的傲岸不羁的性格是双方彼此深入了解并引为同调、至交的不寻常友谊的纽带。友情来自才情，来自相互吸引。其次，友情的深厚引起刻骨铭心的离情之苦：好友一去，知音难觅，还有谁能如此理解和慰抚自己。因此，诗人开头用了曲笔，看似曲折绕远写来，其实却把诗人离别时复杂的痛苦心情含蓄而细腻地表达出来。这样写绕了个弯子，为诗人情感蕴集、积聚做了铺垫。
诗中间直抒离情。诗人描绘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送别场面，引出一幅“五松山月夜送友图”。诗人送友精心选择了月夜五松山这典型环境是颇具匠心。清幽的五松山是美的，月夜的五松山更是妩媚。而一对好友身临其境，勾起漫步山麓，谈诗论文，长啸抒怀，高歌述志的美好友情的回忆。酒、月是诗人李白诗中的宠物。而今五松惜别，诗人又借酒、月写景抒情，颇见奇效；好友举杯话别，“别语缠绵不成句”（黄大临《青玉案》）；临别痛饮，对月把酒而歌《白云》；醉不成欢，颓然相对而离情油然而生，坐看月落，别情依依，难舍难分……这幅诗人精雕的“送友图”，景情相生、相融。
尾句“连峰郁嵯峨”除加重了万山阻隔的别离痛苦的沉闷气氛外，还巧妙地抒发了诗人长期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抚酒惜此月”，借酒、月过渡，巧妙自然；借月色流光之喻，发时光飞逝、壮志不遂之牢骚，画龙点睛。
这首诗诗首以夸好友才情为开始，结尾以自己才情无法施展结穴点题，令全诗主旨豁然显露。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