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
第一则
评论诗词以境界为最高标准。一首词如果有境界,自然显得格调高迈、超逸不群。这也正是五代和北宋期间的词之所以独到绝妙的地方啊。
第二则
从词人的表现手法上看,境界可以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这也是西方“理想派”和“写实派”得以区分的缘由。但两种境界比较难以分别。因为大诗人通过想像所构造出来的境地,是一定要与现实生活相符的;而通过写实所描摹出来的境地,也必定是接近于理想化的。
第三则
从创作的主体关系上看,境界又可以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譬如: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之句、秦观《踏莎行》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都是属于“有我之境”;而陶潜《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元好问《颍川留别》诗中“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之句,则都是属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站在作者本人的角度去观察认识事物,借物抒怀,所以事物全部显现出作者本人的色彩。“无我之境”则是站在事物的角度去观察认识事物,物我两相忘,最后都分不清哪里是作者,哪里是事物了。古人作词,一般写“有我之境”的比较多,但并不是说就没有人能够写“无我之境”,这在豪迈杰出的人当中自然能够得到完成。
第四则
要写“无我之境”,词人只有在超脱世俗、散淡静谧的心境中才能得到。要写“有我之境”,词人却必须是在强烈情感的动态作用下,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抒发才能得到的。所以,前者显得优美,后者显得宏壮。
第六则
我们所谓的“境”,并非单指景物一种,喜怒哀乐,也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就叫有境界;否则就是无境界。
第七则
宋祁《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句子,仅仅是使用了一个“闹”字,整首词的境界就全都出来了。张先《天仙子》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句子,仅仅是使用了一个“弄”字,整首词的境界也就全都出来了。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