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游历南方，后来居留南京，参加复社，与魏党余孽阮大钺进行过斗争。这篇人物小传，是他寓居南京时写就。
这篇文章讲述了马伶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的故事。作者通过张扬马伶其人其事，并将矛头指向顾秉谦，旁敲侧击，来讥讽阮大钺。
这篇人物传记把笔墨集中在结果截然相反的两场演出对垒上。第一次马伶对垒中失败，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技艺大进，在第二次竞赛中获得成功。作者通过记叙马伶这一件事，显示了马伶好胜、自强的性格特征。
文中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章选材集中，简繁得当，先叙两次会演，马伶始败终胜，后借马伶答同叙其缘由，颇有章法。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小词。词的前两句“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写的是农村恬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春天景象。白色的荠菜花开满了田野，土地耕好了，又适逢春雨，群鸦在新翻的土地上觅食。聊聊数笔，把一幅乡间春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由荠菜开花而说“春入”，对平凡微贱的荠菜花寄予了极大的感情，又把“群鸦”写得充满生意，一点不像平时人们所见的那副使人讨厌的聒噪相。词人留意和刻画这些细物细事，可见其意态闲适。但是，接下来两句“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情绪陡变，适才令人心情舒爽的春色不见了，万种愁绪染白了的头发。词中说的是“白发”，实际上讲的是“愁绪”。“多情白发春无奈”，词人心情沉闷，只好到小酒店去饮酒解愁。这里“多情”二字写得诙谐，恰如其分地传递出词人那种带有苦味的诙谐。而在这诙谐中，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无可奈何的愁绪。面对这一派格调清新、色彩明丽、生机勃勃的春光，词人的内心深处也似乎有一股涌动的热情，他是多么希望为国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想到罢官的现实，又感到无可奈何，他因此而愁苦得白了头发，只得在傍晚时到挂有青布酒幌的酒店去赊一点酒喝，好在赊酒很方便。词人想借酒浇愁，可这酒又不能解除他内心的愁。
面对如画的春色，词人却来了愁绪。其原因可以从这首词的一小序“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找到一定的线索。这时，正是词人被罢官落职，不得不退居田园之时。这时他正壮年，还有精力，足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是不能耐得住清闲无为的生活的，所以词人游鹅湖，面对生机勃勃的春天，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事业上的失意与感叹岁月流逝的惆怅之情便油然而生。
清人王夫之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这也是词上阕的艺术手法。下阕写的是一幅农村景象：村民们悠闲自在，生活过得井然有序，牛栏附近的空地上种满了桑麻。春播即将开始，大忙季节就要到来，不知谁家的年轻女子，穿着白衣青裙，趁着大忙前的闲暇赶着去走娘家。与词的开篇几句不同，下阕词人从近处落笔，一个“闲”字，一个“细”字，一个“有”字，一个“趁”字，把农村生活的闲适与古朴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词人越是写闲适、古朴，越是让人联想到“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烦闷和无可奈何的情绪。词人无一字写自己，尽情描写客观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无我之境”，实际上“我”尽在其中。词人采用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把烦乱复杂的失意之情在这闲适的氛围中突现得淋漓尽致。透过农家们恬然自安的心态，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词人那种无奈背后的不甘闲居的进取之心，那种追求祖国统一的执着。
或许人有会找词人既然喜欢农村，喜欢农村古朴而又悠闲的生活，却还要借酒浇愁的原因。那么就必须结合词人当时的生活背景和他当时的处境去理解。辛弃疾是一位很有抱负、正义，充满爱国心的词人，然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官场中有的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有的是夸夸其谈，食言而肥，词人对此看透了，厌烦了，所以他要远离城市的喧闹，他认为美好的春天在田野，在溪头，在那漫山遍野雪白的荠菜花中。此时，他虽置身于纯洁、清新的农村，却还有愁苦，那是因为他不能忘怀祖国万里江山。他要奔赴抗金疆场，去收复已夺占的土地，那才是真正关心的事业，然而，他却被排挤到农村，过起“闲意态”的生活来，所以他感到愁苦。他不是不喜爱春天，但春天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这首《鹧鸪天》在辛词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它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却代表了辛词思想感情的主流，这是贯穿于词人一生的作品之中的，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1168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1189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1205年）
这首词在艺术上主要运用了对照的艺术手法，田园怡人的风光，农家闲适的生活，与词人“多情白发春无奈”的心情形成对照，从而含蓄地表现出词人不甘闲居又无奈惆怅的复杂心态；同时，这勃发的春色又暗含词人内心的不甘闲居、不甘消沉，表现了词人那如春的壮志，尽管这壮志被严酷的现实重压着。词的景物描写也很有特色，色彩明丽丰富，相映成趣；又动、静结合，人、物和谐，情、景相生。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