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先写长檠，以宾写主，以长檠无用托短檠有用；接四句逐步深入，写短檠可以近床裁衣，寄远怀人；又接六句，写短檠可以提置案前，攻书习文，射策取第；最后以长檠高张，短檠被弃为慨，惊叹世态炎凉。此诗全用比兴，构思巧妙，结制缜密；是立意好，兴趣深，写法奇，一脉贯通的好诗。
诗中“八尺长檠”（豪华高灯）与二尺短檠”（太学生所用小灯）的对比，诗首尾俱咏此。开首就道“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联系诗“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句，可知“空自长”指富贵人家恣纵淫乐的空虚生活。诗人否定这种生活，“吁嗟世事无不然”！可叹世上苦心追求这种生活的人还有的是。所以诗人觉得有必要对学生来一番剖析，应以“短檠二尺便且光”自豪，傲对“长檠八尺空自长”。自甘淡泊勤奋，而且非仅一时，而是一世。长短灯檠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对比象征。
中间部分自“黄帘绿幕朱户闭”至“看书到晓哪能眠”共十句，写太学生挑灯苦读彻夜不眠。已是深秋季节，因为路途遥远，家中寄来的冬衣尚未到，只好忍耐这严寒。诗中特写一位“东鲁儒生”，可能是韩愈所赏识的勤奋好学而多才的年轻人，来国子监就读准备应礼部会试。他与短灯檠为伴， “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二十岁就已经白了头发。
“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将短灯移近，又是写又是读，奋战不已。看着这有为的青年，韩愈赞赏同情，又不免有点隐忧，怕青年一旦飞黄腾达便抛弃了艰苦勤奋的好作风。所以末四句便特别提醒青年人：永远别忘了墙角的二尺短灯檠。
韩愈这个时候已经年逾不惑，已走了人生的大半路程。此次由职方员外郎重调国子博士，乃是降低职位，但他心无怨尤烦躁之情，读此《短灯檠歌》可知。一位忠诚职守的老师、甘为学生照明路途的“短灯檠”的形容跃然纸上。大言之，“短灯檠”精神可说是韩的一种人生志向，非仅为对青年的期望。
上片主要抒发了词人的思乡之情。已经十五年没有回家过寒食节，说明词人在外漂泊已久，“皆在天洲”是夸张手法，说明词人思乡情浓，也暗含当时国破家亡，百姓饱受流离失所之苦。“叹雨濡”四句写词人虽背井离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中。十五年都没有回家为祖茔扫坟祭墓，连“宰柏”都令词人思念不已。而在阳光明媚的时节，词人羞见飞花”，羞见的原因不想自知。“飞花”此处指热同繁盛之所，国破家亡之际，自己身为人臣，却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实在羞愧。“麦饭”三句，写林中的喜、乌鸦原本可以食祭祀之物，但由于自己多年未祭，连它们都要空等了。表面词人在怜喜乌鸦，实则在为自己的不幸慨叹。最后一句，词人委婉地表达了对元统治者的愤慨。
下片一改上片悲痛沉郁之风，转而抒发豪情。起首两句，词人借用道家之说，流露出自己早已看破生死、愿与神仙天帝成作一家的想法，表明词人为坚守气节，视死如归。“想前人取”四句，进一步说明词人不恋红尘俗世，不愿荀且偷生，甚至渴望像前人一样，解脱之后驾鹤云游，逍遥自在。“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三句，词人再次明志，表明自己誓死效忠宋朝，宁死不屈臣节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所以词人最后说此次北上，虽被元人逼迫，但自己心意已决，他们也不能奈何。再次强调自己的坚定信念。
该词由寒食节写起，词人先写自己的思乡之情，继而由家至国，表明自己决不愿做背信弃国的叛臣，即便舍弃性命也要保全臣节，从而升华了全词的思想境界，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林逋隐居杭州时，在西湖孤山结庐。孤山之有孤山寺，这是他常常喜欢登览的胜地。该写一个秋日的傍晚，诗人在孤山寺端上人房内饱览山上风景。诗以素淡的笔触，描绘出幽邃的景色，造成一神幽寂的意境。而这种境界，正是林逋这位幽人（隐士）所眷恋的。
首联破题领起：诗人凭栏远望的地点在孤山寺端上人房；至于房的方位，孤山塔后有一座阁，房间就在此座寺阁的西边。诗人凭阑纵目时，思绪飞得很远、很远。他并没有明说幽思因何而起，而是将笔荡开，于颔、颈二联画了四幅风景画。
画面在“望”中一幅幅依次展开。先是一幅“方外寺”：阴森森的树林里，隐隐约约地闪现出几所寺院。诗人身处佛地，所以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佛寺。暮色苍茫，远远望去，这个景色暗淡得就像一帧退了颜色的约画。寺在“画轴”之中，想象奇妙。眼中是画，诗笔下也是画。画境寂静幽深，正见方外本色。再是一幅“葑上田”。诗人转移了一下视角，但见水面上零零星星地飘荡着一块块的架田，犹如那棋盘上割下来的方格子。枰，棋盘。以棋盘方格譬架田，比喻贴切。其时夕阳西下，夜幕将临，农失们都已荷锄归家了，因此画面上空无一人，分外宁静。
接下是一幅“空中鸟”：诗人举头瞻望天宇，只见寥廓秋空之中，偶尔飞过一只伶仃的小鸟。诗人赶紧将这“独鸟”捕捉进画中，又涂上几抹秋云作为背景。
最后展开的是一幅在“墟里烟”：夕照之中，什么都没有，唯有袅袅寒烟（秋已深，炊烟在秋空之中，也带有深秋的寒色了）萦绕半空，这表明，附近村阁的人家已在点火做晚饭了。这幅诗人略略低首绘下的画，意境空寂，色彩也淡得不能再淡了。
寺、田、鸟、烟四轴风景图，展现的正是高僧端上人日日置身其间的那个幽深清寂的环境。此种环境，与这位幽人断绝尘想、潇洒物外的恬静心境、闭逸情致正相吻合。因此，他从中领略到了莫大的兴味，渺然幽思便由此而起，令他久久留连，迟迟不愿归去。
末联便直抒这种倾慕心情，诗人道：我迟迟逗留着，不舍得归去。今日之游，我愈加喜爱这块胜地了，因为，它与我的庐舍相近。近，我得以迟归，又得以常来。现在，快要掌灯吃晚饭了，我也该同去了。不过，等那雪花纷扬时，我要重来此地，观赏那银装素裹的世界。
这首七律以工于写景驰名，不仅“诗中有画”，而且手法高妙。颈联在词序的排列上作了精密的调动，画面就在宁谧中浮动着一股生动的灵气。而颔联，则因其奇妙的想象与贴切的比喻，更受后世诗人们的激赏，仿效之句也最多。如滕岑有“何人为展古画幅，尘暗缣绡浓淡间”（《游西湖》），程孟阳有“古寺工如昏壁画”（《闻等慈师在拂水有寄》），黄庭坚有“田似围棋据一枰”（《题安福李令朝华亭》）、“稻田棋局方”（《次韵知命入青原山石》），文同有“秋田沟垅如棋局”（《闲居院上方晚景》），杨万里有“天置楸枰作稻畦”（《晚望》），杨慎有“平田如棋局”（《出郊》），等等，因此王渔洋品评此联“写景最工”（《池北偶谈》），是有道理的。
柳恽以《江南曲》“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之句闻名后世。他的这首同赋闺怨的少年成名作《捣衣诗》中“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一联，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句。古人在裁制寒衣前，要将纨素一类衣料放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其平整柔软。捣衣的劳动，最易触发思妇怀远的感情，因此捣衣诗往往就是闺怨诗的异名。六朝这类诗甚多，谢惠连的《捣衣诗》就曾受到钟嵘的称赞，其中有句云：“檐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额）。”可见古代捣衣的具体情景。
捣衣往往为了裁缝寄远。因此诗一开头便从感叹行人淹留不归写起：“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古代交通不便，南方水网地区，风波之险常是游子滞留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女主人公想象丈夫久久不归的原因是由于风波之阻，正反映出特定的地域色彩。两句中一“滞”一“淹”，透出游子外出时间之久与思妇长期盼归之切，而前者重在表现客观条件所造成的阻碍，后者重在表达思妇内心的感受，在相似中有不同的侧重点。
三四两句写深秋景色。上句是思妇捣衣时眼中所见之景。亭皋，水边平地，暗切思妇所在的江南。“木叶下”化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意境，暗透思妇在秋风起而木叶下的季节盼望游人归来而“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景。下句是思妇心中所想之景。陇首，即陇头，系游人滞留之地。陇首或陇头的意象，在南北朝诗赋中常与游子的飘荡相联系，此处即泛指北方边塞之地。思妇由眼前“亭皋木叶下”的深秋景象，联想起丈夫所在的陇首一带，此刻也是秋云飘飞的时节了，想象中含有无限思念与体贴。“秋云飞”的意象，不但明点秋令，而且象征着游子的飘荡不定（浮云常被用作游子的象喻）。这一片飘荡无依的“秋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呢？两句一南一北，一女方一男方广，一实景一悬想，不但对仗工整，形象鲜明，而且由于意象富于蕴涵，能引发多方面的联想。表面上看，似单纯写景，而思妇悲秋叹逝、怀念远人的感情即寓其中，意绪虽略带悲凉，而意境疏朗阔远。《粱书》本传说：“恽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王元长（融）见而嗟赏。”可见它在当时就被视为警语佳句。
五六句由第四句的驰神远想收归眼前近景：“寒皋夕鸟集，思牖草虫悲。”在呈现出深秋萧瑟凄寒景象的皋圃中，晚归的鸟儿聚集栖宿；思妇的窗户下，唧唧的秋虫在断续悲鸣。“寒”点秋令，也传出思妇凄寒的心态；夕鸟之集，反衬游人不归；草虫悲，正透出思妇内心的悲伤。所见所闻，无不触绪增悲。
最后两句是思妇的内心独白：眼下已是木叶纷飞的深秋，等到裁就寒衣，寄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陇首塞北，那里已是春回大地，应当穿上春装了，哪里能及时见到我寄去的御寒的冬衣呢？这一设想，不仅显示了南北两地的遥隔，而且透露出思妇对远人的体贴与关切，将捣衣的行动所包含的深情蜜意进一步表现出来了。
诗题为“捣衣”，但跟前面所引的谢惠连的《捣衣诗》具体描绘捣衣劳动的写法不同，除结尾处略点寄衣之事外，其它六句几乎不涉捣衣本题，表面上看似有些离题。实则首联揭出游人之淹滞远方，为捣衣之由，中间两联写景，为捣衣时所见所想，仍处处关合题目。只是此篇旨在抒写捣衣的女子对远人的思念、体贴，对捣衣劳动本身则不作正面描写。这种构思，使诗的意境更为空灵，也更富抒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