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
此篇写黄河的奔腾冲泻之势及华山的峥嵘秀伟，运用神话传说，驰骋想象，使山河更带有神奇的色彩。
“西岳”两句。此诗开篇，就以“西岳峥嵘何壮哉”的突发唱叹，写华山的雄伟，起势宏远突兀，接着便展现登山远眺所见到的黄河之雄姿。接着四句写黄河。先写河的触山动地的汹涌澎湃之势，继写河的急流盘旋成涡，声如巨雷，最后写河水在阳光下，反映出灿烂辉煌的色彩，并把它和人的命运连系起来。出人意外的是，诗人对黄河的勾勒，却用了飘忽的轻笔：“黄河如丝天际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景象迥异，这是因为诗人此刻是在烟云缥缈的华山绝顶；从万仞之上，远眺数千里外的盘曲黄河，正有细曲“如丝”“天际”来的奇妙感觉。而且诗人描述的重点是华山，用这样的轻笔勾勒，较之于重笔渲染黄河的壮阔，更可以反衬华岳的高峻入云。然而，黄河毕竟是狂暴不羁的，在它奔腾至华山脚下的时候，就不再轻细“如丝”，简直是波山浪海了。因此，诗人之笔亦突然夭矫而行、力挟千钧：“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它那蓄势“万里”的排浪，使山岳为之震撼；疾浪受阻，便沸怒而折，翻卷起巨轮般转动的漩涡，发出震撼三秦的雷鸣。这景象的确惊心动魄。
然而这一切都是华山尚未开辟、黄河中途受阻的虚境。诗人的思绪此刻已飞向了远古。传说大禹理水之前，华山与对岸的山峰相连一片，挡住了滚滚黄河。大禹到来以后，指挥河神巨灵，将山峦横击为二，黄河才得以畅流。那击开的两半，就是现在隔河相峙的华山和首阳山。诗中的“荣光（华光）休气（瑞气）纷五彩”二句，于惊雷震荡声中，忽作舒徐悠长之音，正表现了圣人大禹降临黄河的自信闲暇之态。接着便有巨灵擘山的壮观一幕：诗人以“咆哮”状貌巨灵擘山的盛怒，以“洪波喷射”描摹山分浪奔的奇景。其运笔亦如巨灵和怒浪，显示出李白所独具的“疾雷破山、颠风簸海”（谢榛《四溟诗话》）之势。“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刚刚击开的三峰（即华山“落雁”、“莲花”、“朝阳”三峰），被巨灵震得慌忙退立，才免于倾覆之灾；但在翠崖丹谷之上，还留下了河神凌厉的掌印（即今华山东北的“仙人掌”）。与巨灵神的悍蛮擘山、不顾而去相比，西方之帝（白帝）就显得可爱多了：他仿佛要抚慰受击的山峦，竟暗运天地之气，一夜之间，将华山的顶峰，化作了一朵“莲花”，并让缭绕的白云，变为云台（即云台峰）承托着它——华山自此后便如青碧的莲花，盛开于万里白云之上。这就是诗中第一节所描绘的华山奇景。由于这描绘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且交织着黄河的涛声骇浪和绘纭多姿的往古神话，显得格外壮丽和妩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出一个神奇缥缈之境，为友人的“出场”作铺垫。
“云台”八句以神话故事和现实的人物并写，似幻似真，并以此娱悦元丹丘。言云台的阁道连接着高不可测的云霄之处，有明星、玉女二仙女来侍洒扫，麻姑为人搔背，手爪很轻。我皇把守着九天的门户，元丹丘与天谈论着宇宙形成的问题，出入于高高的九重天上，往来于蓬莱与华山之间。“云台阁道（栈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这两句从云烟幽渺之中，勾勒友人闲步云台的姿态，使友人带有了飘飘欲仙的风神。“丹丘”之名，恰是《山海经》神话中的不死之国。故诗人直接以“不死”二字，将他一语呼出，显得既诙谐、又有情。元丹丘之去到华山，即将度过的，无非是隐逸山崖的清寂岁月而已。但在诗人笔下，却化作了如梦如幻的连翩奇遇：传说中的华山仙子（明星），慌不迭地为他“洒扫”庭坛；手如鸟爪的“麻姑”，为他“搔背”时，下爪竟还那样轻灵。至于接待过汉武帝的瑶池王母，年事已高，就只好请她看守门户了。倘若友人想“扪天摘匏瓜（星名）”，或许还有机会与天帝攀谈上几句哩——“明星玉女备洒扫”四句，将元丹丘隐迹华山的生活，描摹得美妙、奇幻。原来互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一经诗人信手拈来，便绚烂相映、顿成化境。“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人想象自己的友人，从此将光辉闪闪地出入于九重之天，或者迅疾如飞地往返于仙境蓬莱。或许他还能像传说中的老翁一样，误入嵩山大穴，得到仙人的“玉浆”之赠。想到这里，诗人不禁向友人脱口而呼：“倘得“玉浆”，可别忘了让我也分享一杯呵！到时候，我就与你像传说的汉中卜师、酒店老妇一样，骑上仙人的“茅狗”，刹那间化作飞“龙”，直上云天。”悠然神往的结语，表现出诗人对神仙飞升的向往与仰慕。
全诗运笔收放自如，“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收之则“万骑忽敛，寂然无声”（王世贞《艺苑巵言》）。明人陆时雍称李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有舒云流水之妙”。《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正可当此美誉而无愧。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