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对张缋刚正不阿的精神和未得施展的才学,给予了赞颂,并作了慰勉和劝诚。
第一首首联引申《庄子·秋水》“鸱得腐鼠”,而“吓”“鹓雏”之意,之“枭鸱”得“解纵”,“凤凰”被剥“啄”,比喻小人逞凶,君子遭害。世局如此,自无天理可以推“详”的了。次联赞扬了张缋的峥嵘风骨。上句称张缋就像汉代朱云那样,只知道凭借“尚方斩马剑”,誓“断佞臣”之头(《汉书·朱云传》),决不妥协。下句化用曹操《苦寒行》诗意,说他不肯因为太行山艰险,可能摧折车轮,而回避不前。这两句把两个著名典故精心组合,成为孔平仲诗中的佳联。张缋的凛凛风骨,在诗行中闪出了光彩。三联则评议了朝政的污浊,也从政治得失上为张缋作了分析。上句说:软媚者虽然卑躬“折腰”于小人之前,仍然屈居“下列”,所得几何?而洁身自爱者虽然“垂翅”,但终将振翅南飞,又算什么“失”呢?这两句把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后汉书·冯异传》的“始则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的名言加以提炼,构成一联对句,以形象说理,极具启发性。末联“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在析理的基础上,对张缋提出建议:你的立身大节既已确定,对出与处的两种可能又都深有了解,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看来,不如长揖尘世,同老于“物外”之乡,去做“逍遥游”,才真正适意呵!这里的“长揖尘埃”,“逍遥物外”,化用了《庄子》语意,对污浊政局表示了厌弃。
第一首在赞誉中带有不少安慰的口气,第二首则于推崇中渗入了一些劝勉的成分。重点还在第二首。第二首首联对张缋备极推崇,而又深表惋惜。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却“官职”未“通”;他有“经纶”天下的满腹学问,却“卷蓄”而不得展用。次联以两个比喻,指出张缋不会久困“下列”,终将重返朝廷。上句是化用《后汉书·仇览传》“积棘非鸾凤所栖”的话,说鸾凤虽暂时“托巢”于“枳棘”之上,终能栖息在梧桐之颠,正如神仙,虽也有谪降,毕竟已在蓬莱三山“定籍”。三联对张缋既有勉励,也有劝诫。上句用《列女传》鲁穆公时漆室女忧念国事,倚柱而歌的故事。下句用《韩非子》卞和献璞玉被砍足,抱璞哭于荆山的故事。两句一气呵成,意思是说,只要存着漆室女的耿耿之心,定有施展抱负之一日,无须学卞和抱璞而哭,因为世事本是倚伏不定的,否极终将泰来。于是引出尾联的宽缓语。尾联化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词意,以及《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故事,对张缋作了鼓励。诗人指出:张缋在政治上虽然暂受挫折,只要此心不渝,定有祸去福归之一日。
这两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说理与抒情有机统一。两者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割裂。但诗人熟练地掌握了写诗技巧,使之结合自然。如第一首的一、四联,第二首的四联,一再化用《庄子》中《秋水》、《逍遥游》和《老子》、《淮南子》中的词意与典故;第一首的三联节取汉代、晋代两朝的成语,说理成分都较浓厚。然而这些说理的内容,不仅与形象结合,而且发之肺腑,从而具有抒情色彩。在喻人以理的同时,还能起到感人以情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抽象、空洞地述说道理之弊。
这两首诗的中间两联把一些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反复进行艺术综合,最后概括成精彩偶对,构思过程颇费推敲。如第一首次联以“斩马凭孤剑”对“摧车避太行”,“斩马剑”三字经他一分为二,“斩马”与“摧车”,便成了工对。又在“剑”前缀一“孤”字,以与“太行”成对,这“孤”字很能表现出持剑人的胆气。再通过“但知”、“岂为”这样旨意确切的词语加强表现力。主人公张缋的劲直气骨,便鲜明地突现出来。又如第二首三联以“漆室葵心”对“荆山玉泪”,句首的“但存”、“莫学”,倾向性都很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5��方式,而十分推许前者。“玉泪”二字更打破了比拟妇女泪水的一般用法,而换上卞和抱璞玉哭于荆山的内容,顿时异彩焕发。由于诗人在中间两联的写作上狠下了功夫,在酝酿一、四两联时,又尽可能地发挥他运用散行句式的特长,这就使他的七律作品能成为宋诗中的优秀诗篇。其中如“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苦”等联,以工巧的对仗表现了古代“劲直”之士除恶犯险、无所畏避的精神和忧国忧民、无怨无悔的心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淮阳多病偶求欢”,在这句诗中诗人以汲黯自比,正是暗示自己由于耿介直言而被排斥出京的。“偶求欢”的“欢”,指代酒,暗点诗题“饮”字,表明诗人愁思郁积,难以排遣,今夜只好借酒浇愁,以求片刻慰藉。这一句语意沉痛而措辞委婉。第二句“客袖侵霜与烛盘”,进一步抒写作客他乡的失意情怀。天寒岁暮,秉烛独饮,形影自伤,愤悱无告,更觉寂寞悲凉。“霜”,不仅与“初冬”暗合,更暗示作者心境的孤寒。“客袖”已见乡思之切,“侵霜”更增迁徙之苦,只此四字,总括了多年来的游宦生涯所饱含的辛酸。“烛盘”,则关合题面中的“夜饮”,真是语不虚设。寥寥七字,勾勒出一个在烛光下自斟自饮、幽独苦闷的诗人形象。
上两句写室内饮酒,第三句忽然插入写景:“砌下梨花一堆雪”,是独具匠心的。看来诗人独斟独饮,并不能释忧解愁。于是他罢酒辍饮,凭栏而立,但见朔风阵阵,暮雪纷纷,那阶下积雪象是堆簇着的洁白的梨花。此处看似纯写景色,实则情因景生,寓情于景,包孕极为丰富。诗人烛下独饮,本已孤凄不堪,现在茫茫夜雪更加深了他身世茫茫之感,他不禁想到明年此时又不知将身在何处。“明年谁此凭栏杆?”这一反问,凝聚着诗人流转无定的困苦、思念故园的情思、仕途不遇的愤慨、壮志难酬的隐痛,是很能令人深思。
此诗首句用典,点明独酌的原因,透露出情思的抑郁,有笼盖全篇的作用。次句承上实写夜饮,在叙事中进一步烘托忧伤凄惋的情怀。第三句一笔宕开,用写景衬托一下,不仅使全诗顿生波澜,也使第四句的感叹更其沉重有力。妙在最后又以问语出之,与前面三个陈述句相映照,更觉音情顿挫,唱叹有致,使结尾有如“撞钟”,清音不绝。明胡震亨说: “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玩味此诗,庶几如此。
这是一首描写贵族欣赏音乐会发念古幽情的小诗。诗人是在淮水之旁或三洲之上欣赏了这场美妙的音乐会。他听到了演奏编钟,锵锵作响;淮河之水,奔腾浩荡。但诗人在此时忧心且伤感起来,原来他怀念那些古代的好人君子,而对当今世风日下颇为不满。
连续三章都是反复表达此种情绪,诗人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非常强。一场音乐会激起了他的思古之幽情。
最后一章,诗人完全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会里了:编钟鸣响,琴瑟和谐,笙磬同音,相继演奏雅乐南乐,加之排箫乐舞,有条不紊。令人读之,有如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此诗记录了钟、鼓、琴、瑟、笙、磬、雅、南、籥等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场面。前三章写耳闻钟鼓铿锵,面对滔滔流泻的淮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于是想到了“淑人君子”。对他的美德懿行心向往之。卒章描写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如果透过字面上的这些意思来探究其深层的涵义,则会令人感到无从索解,因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只能说:“此诗之义未详”,“此诗之义有不可知者。”
其实诗人是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慨折射出他对国运、时代的忧思。从诗的卒章来看,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雅”“南”之类的周朝之乐,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诗人身处国运衰微的末世,听到这种盛世之音,自然会感慨今昔,悲从中来,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