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因思念友人而苦苦煎熬，心情焦虑神情憔悴，以弹琴寄托思绪，也难以排遣痛苦。
首句“久别侵怀抱”，点明写诗的缘起。长久的离别所产生的孤独、乡愁，慢慢地侵入了诗人的怀抱之中，即占据了他的身心，弥漫了他的精神，让他在这种愁思中难以自拔。
因为久别之思慢慢侵入、充溢情怀，所以就有了第二句：“他乡变容色。”乡愁之苦，可谓是一至于斯。排解愁思的办法之一，是“月下调鸣琴”，即在乡愁最深切之月夜整理琴弦，歌之咏之。
但是，从下句“相思此何极”来看，这相思仍然是排遣不了的，所以オ有这个感叹。
这首诗几乎就是直抒胸臆之作，这既是初盛唐之际的唐诗风格，更是王勃的特殊风格，或者说，是由他开创的一种诗风。
这首词为记事感怀之作，写重过故友旧园时的复杂心绪，流露了对往事的无限依恋和因时光荏苒而产生的迟暮之感。王沂孙一改填词用典多惯例，这首词用典极少，文辞稍显简淡的情感曲折跌宕，用语波峭起折，也堪称一首佳作。
“泛孤艇、东皋过遍。”写重访中庵故园。扣准本题。“孤艇”，词人孤身一人重游，流落出访故地的落寞。“东皋过遍”之“遍”字说明作者足迹遍至东皋，留连徘徊。烘托出情境。词人对此地蕴含深情，此次特地前来追寻旧游之地。照下文“欲寻前迹”，足见发端伊始，虽入手擒题，却并非一览无余。曲意直笔，颇耐人寻味。
“尚记当日”点明下文是对往昔的追忆。“绿阴门掩”，表明当日中庵园林的清幽，景境宜人而访者少。“屐齿莓苔”，指游览之事：“酒痕罗绿”，是讲宴乐的。正所谓“事何限”表明事情的范围。而“记当日”指时间。昔日中庵园林的清幽无限与当日交游、乐事的欣愉雅致相互生发映衬，给人印象颇佳。
“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苑”。笔锋转至眼前。履旧迹，寻前踪。一切皆已渺然。旧日舞台歌榭，已雨打风吹去。怡人春光。亦复化为令人惆怅的一片秋色。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欲寻前迹”本应接在“东皋过遍”之后，词人却把它置于“尚记当日”后面，是一种腾挪之法。这种利用“时间差”的写法，造成今昔的强烈对比，和笔势上的波峭回环之感。词人同时还辅以不同的景致和虚实相生的描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对比。昔之欢游，“绿阴”、“莓苔”的春色点染，乐景独好；今之萧条，一片“秋苑”的悲秋笔墨，哀感十足。昔日之乐何其乐，此时之哀何其哀矣。追忆昔游是出于想象，本是虚写。用了“屐齿莓苔”、“酒痕罗绿”的具体可感的细节，变得历历可见，足见词人对昔游的怀恋之深。重游寻迹，望故园萧条迹渺，感慨无穷，却将万端感慨凝为“空惆怅”一语，用“成秋苑”的写意笔墨，世间沧桑都言尽，寓不尽之意于象外言外，极为空灵，此正是碧山过人之笔。“空惆怅”感发于中庵园林的今昔相比，和与故人流散之哀，故而下启“自约”数句。“自约赏花后，别后总，风流云散”两句写出故人之离散。以风云流散变幻飘渺不定之姿，写人间别离，妥贴空灵而凄美可感。“总”字遥合于“孤”，写尽人去园空，形单影只相别久矣之感。孤寂的情怀和惆怅的眼睛。贯穿于故园之忆，之寻的过程，非常传神，是词人精心提炼的效果。
“水远”二字起头，于奇峭中透视常理，写法非常独特，不落俗套。于叙情之处，戛然收束，寓情于景，让人体味个人情改，颇为曲折。“水远”在景致上是遥应“泛孤艇”之所见。上片歇拍将故人离散的实事，幻为一片风流云散。“水远”则是紧承其命脉而来。却以山高水远进一步渲染离散之实。故人的萍踪渺然苍茫里，更加反托出词人怀念之情的悠深缠绵。又以“怎知”“却是”的虚字进一步勾勒，欧阳修《踏莎行》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之句，正是水远，表意浑厚。
“乱山尤远”。则知水远山长在前人笔下，超越自身美感，象征着天各一方的深沉的意蕴。这三句在淡墨无华中，具有浑厚的艺术感染力。在层层递进之中，融进了词人多少怀恋和伤离之情。“天涯梦短”，以“短”状梦，精警峭拔。是承上启下之转折，它承前反扣山长水远的天涯隔阻，束后则点出天涯未归之人的处境。“想忘了、绮疏雕槛”。“绮疏雕槛”，中庵园林的亭台楼榭。“想忘了”是体贴故人迟迟不归之婉辞。梦短路遥，是一种叫人割舍不断的痛苦无奈。短梦沟不通花花天涯的阻隔，使故人无可凭依。因而显见词人对故人的同情的了解。
“望不尽，冉冉斜阳，抚乔木，年华将晚。”再折回眼前之景，收束全词。它上承过故园的各种感怀，历层层曲折，极自然地以眼前景作结，正写出词人的情感变化。叙写的景色萧然：一片斜阳晚照、数点残花映红。“望不尽，冉冉斜阳”由周邦彦《兰陵王·柳》中的“斜阳苒苒春无极”名句而稍加变动。
“春无极”改为“望不尽”极写中庵故园眼前秋苑的无限萧条。“春”“望”之变，与“重过”故园的题旨相扣。“抚乔木、年华将晚。”《世说新语·言语》载：桓温北伐，前种之树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泣然流泪。“冉冉斜阳”所描绘的日暮黄昏之景，使人易生苍凉迟暮之感。“望不尽”，更引出对人生的渺长和惆怅的反思。“抚乔木、年华将晚”进一步渲染此情此景。词中将这种迟暮之悲由外围、外景、外物引向内心深处，使之情景生发，汇融成为绮丽中带悲壮、淡远中寓苍凉的意蕴浑厚的意境。使人意感横生，情景交加，在烟霭苍茫之处，感慨则纷至皆来。但数点红英。犹记西园凄婉：在斜晖脉脉的中庵故园里，只有几点残存的红英，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劫，目睹沧海桑田的变换，在由极或到极衰的转换中，也定是凄怆已极吧。对人、对花，皆是如此。
全词笔调伤感凄凉，意境空灵高远，怨怅之情溢满字间，哀婉动人。
这是一首劝诫世人不要听信谗言的诗歌。此诗分三章，每章以托物起兴的表现手法开篇。所谓“兴”，依朱熹的解释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第一章的“采苓采苓，首阳之颠”，第二章的“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第三章的“采葑采葑，首阳之东”等等，都是用“先言他物”的手法以引起下文的。“苓”，一名黄药，又名大苦，叶似地黄。“苦”，是苦菜，亦作“荼”，似葵。“葑”，是芜菁，亦称蔓菁，俗称大头菜，根块肥大，可供蔬食。这三种植物，都是《诗经》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诗人用这三种习见之物以起兴，从而表达自己“人之为（伪）言”“苟亦无信”、“苟亦无与”、“苟亦无从”的理念。
此诗三章，先后告诫人们对待谣言要有三种态度“无信”、“无与”、“无从”。“无信”，是强调伪言内容的虚假；“无与”，是强调伪言蛊惑的不可置理；“无从”，是强调伪言的教唆不可信从。意思是说，首先要认识到它不可信，其次要不参与传播，第三要不能听信折磨自己。语意层层递进，从而强调伪言之伪。接着诗人又用“舍旃舍旃”这个叠句，反复叮咛，进一步申述伪言的全不可靠，要舍弃它们，不要信以为真，因为这世道很复杂，人心不古比比皆是，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之事不绝如缕。至此，诗人所要申述的“人之为（伪）言”“无信”、“无与”、“无从”的理念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无须再说了。假若世人都能做到“无信”、“无与”、“无从”，那么伪言也就没有市场，制造伪言的人也无立足之地了。故此诗人在每章的结尾用“人之为言（伪言），胡得焉”以收束全诗，表明造谣者徒劳无功。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