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
第一首对吴人歌《陌上花》事作了概括的叙述。首句由眼前景物写起:春天时节,陌上鲜花盛开,蝴蝶在翩翩飞舞。这迷人的春色,跟“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时的景象并无不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吴越王朝早已灭亡,吴越王妃也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令人凄然的故事传说。故次句紧承首句,转出“江山犹是昔人非”,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已成过往的人事,两相对照,发出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概。三四两句着眼于吴人歌《陌上花》事。尽管吴越王朝!的遗民已渐渐地衰老,但游女们仍在长声歌唱《陌上花》,以寄托对王妃的追忆与悼念。这说明《陌上花》流传颇广,在吴人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首写吴越王妃春归临安情景。春天来了,陌上的无数山花争奇斗艳,王妃按照惯例,乘坐富丽的翠軿,又来到了临安,吸引了过往的路人竞相观看。诗人以“山花”“翠軿”来衬托王妃的青春美貌,又以“路人争看”渲染王妃归来的盛况,透露出吴越王朝曾有的一点承平气象。三四句是设想之辞。意谓如能留得青春在,王妃即可遵从吴越王的嘱咐“缓缓而回”,尽情观赏临安旖旎的春光。“堂堂”,指青春。唐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摧人故故生。”青春,一语双关,有青春年华,也有春天之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然而,无论是春天还是人的青春年华,都不可能永存长在,因而,“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类的风流轶事也必然有终结之时。
第三首慨叹吴越王的去国降宋。头两句即以鲜明的对照说明:吴越王及其妃子生前的富贵荣华,犹如草上的露珠,很快就消失了,但其风流余韵死后仍流传于《陌上花》的民歌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长久的;帝王的富贵与吴人无关,而他们的风流轶事,由于含有普通人的情感、爱情的因素以及多少带有悲剧的色彩,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致通过民歌来传诵。最后两句写吴越王虽然已去国降宋,丧失了帝王之尊,却仍保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惯例;可叹的是,“王妃”的身份已改变为“妾”,“路人争看翠軿来”的盛况大概不会再出现了。细品诗味,其中不无诗人的深沉感概和委婉讽喻。
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哀思,而宛转凄然则成为作者的抒情基调。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诗中感慨人世荣华富贵,虚名浮利的过眼云烟,皆如那草头露,陌上花,转眼即消逝凋谢不见;人们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全如那清晨草头上的露水,不多久就散发消失;死后所留下的美好名声,也全如那路上的花朵,很快就会凋枯谢落。民歌原来就“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经苏轼润色创作的《陌上花》,既保留了民歌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质,又显得语言典雅,意味深长,诗情凄宛。诗中多用叠字,如“垂垂”,“缓缓”,“堂堂”,“迟迟”等,不仅恰切地描摹了人物的情态,且能增加节奏感和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