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专门吟咏幼女（含少女）的诗作数量不多，但这类诗作大都写得富有诗趣，颇具特色。西晋著名诗人左思的《娇女诗》可谓中国古代最早写少女情态的妙诗。此诗极尽铺陈之能事，着力描绘诗人的两个女儿——小女“纨素” 与大女“蕙芳” 逗人喜爱。正如明代谭元春所评：“字字是女，字字是娇女，尽理、尽情、尽态。”明代诗人毛铉的《幼女词》，尽管仅有20字，但状写幼女情态逼真传神，“如在目前”，较之左思280字的《娇女诗》毫不逊色。
毛铉的《幼女词》仅寥寥数语，便使一个纯真可爱的幼女形象跃然纸上。诗的前两句，写幼女下床穿新衣，初次学着“小姑”（此处指新娘）成婚时拜堂。这里，由幼女“下床着新衣”的动作引出其“初学小姑拜”的另一动作，并在“学小姑拜”之前着一“初”字，便突出了其情窦初开。诗人写幼女“学小姑拜”，旨在描绘其心态，故诗中并未具体描绘她学拜的情景，这一点与施肩吾《幼女词》别无二致。三、四两句笔锋一转，以幼女的动作摹写其含羞之心态。“羞见人”，这是直接点明幼女害羞，怕别人取笑她“学小姑拜”。“双手结裙带”，这是写幼女以双手扎缚、抚弄裙带来掩饰其含羞之情。而她要“结裙带”，就得“低头”，其不自然的心理也就被上述自然的动作所掩饰。此诗描绘幼女情态，语言质朴自然，看似信手拈来，实却颇见功力。读之，给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有两句诗“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所闻》），写一个给豪门侍宴的“娇女”（侍女），在豪门酒宴上以“佯看罗袜”这一动作掩饰其“啼痕”，以及她失去亲人（亲人被战火夺去生命）后的悲情。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诗是现实的写照，或许他在写作时也受到毛铉《幼女词》的启发。
施肩吾的《幼女词》与毛铉的《幼女词》都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个性鲜明的幼女的形象，也都以稚态见童心，富有诗意、诗趣。但其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幼女的年龄略有差异，交代其年龄的方法不同，还在于幼女的稚态与表现手法有别。施诗中的幼女年仅6岁，这是以“幼女才六岁” 直接点明的。毛诗中的幼女年龄多大，诗中并未直接点明，让读者自己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答案。此幼女不是像施诗中的幼女那样“学人拜月”，而是学“小姑”成婚时拜堂。可见她已不止“六岁”了。她知道“着新衣”，还知道“羞见人”，甚至懂得掩饰自己的羞态，去“双手结裙带”，可见她稚气未尽，仍是“幼女”，尚未成人，否则，她也做不出“初学小姑拜”的动作了。
施诗写幼女的稚态，突出其弄巧成拙，从而，见其童心。在写法上，施诗先直言幼女少不更事，分不清“巧”与“拙”，为下文写幼女弄巧成拙埋下伏笔；然后，以“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这一反映其稚态的动作描写照应上文，为“未知巧与拙”作了形象的注脚。这里，既有幼女年龄与其行为的不相称之明比，又有他人之“巧”与幼女之“拙”的暗比。如此着墨，就使幼女的形象活了，动了。
毛诗写幼女的稚态，着重反映其情窦初开，羞于见人之童心。毛诗通篇采用白描手法，一句诗就是一幅画面，逼真地勾勒出了幼女一系列的动作。在写法上，除了写幼女“学拜”这点相似外（其实二者学拜的内容也不一致），其余的皆与施诗明显有别。诗中通过幼女下床穿新衣，学着“小姑”成婚时拜堂，低下头，用双手扎缚、抚弄裙带等一系列的动作描写，以及“羞见人”的心理描写，突出幼女又要学拜，又知害羞之个性，把个特定年龄和环境中的“幼女”写得纯真可爱。施诗中的幼女，少不更事，“学拜”，纯属其好奇心所致；而毛诗中的幼女则要懂事得多，因为其年龄要大些，她“学拜”之因，除了好奇心之外，还在于情窦初开，诗中一个“初”字可谓道出个中信息。施诗笔法较直，毛诗笔法较曲。
明代文学家李贽曾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意为天下最妙的文章，无一篇不出于具有童心（真心）的作者之手。其实，赋诗亦然。童心诗心，相映成趣，尽管笔法不一，但诗必妙而耐读。这也为施肩吾与毛铉的两首《幼女词》所证实。
宋人吕本中曾在《童蒙诗训》中评论“少游此诗闲雅严重”（《诗林广记》引），“闲雅”当指此诗词语上的特点而言，“严重”则涉及此诗严肃而郑重的内容。它很可能是秦观在仕途遭到挫折后的作品。
“携杖来追柳外凉”这句连用“携”、“来”、“追”三个动词，把诗人携杖出户后的动作，分出层次加以表现。其中“追”字更是曲折、含蓄地传达出诗人追寻理想中的纳凉胜处的内在感情，实自杜甫《羌村》“忆昔好追凉”句点化而成。这样，诗人急于从火海中解脱出来的情怀，通过一系列动作，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画桥南畔倚胡床”具体指出了柳外纳凉地方的方位和临时的布置：“画桥南畔倚胡床。”这是一个绿柳成行，位于“画桥南畔”的佳处。诗人选好了目的地，安上胡床，依“倚”其上，尽情领略纳凉的况味。在诗人看来，这也可算“最是人间佳绝处”（《睡足轩》）了。胡床，即交椅，可躺卧。陶潜“倚南窗以寄傲”（《归去来兮辞》），是为了远离尘俗；秦观“倚胡床”以“追凉”，是为了驱解烦热，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他们或多或少是有相通之处的。
“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月明之夜，船家儿女吹着短笛，笛声参差而起，在水面萦绕不绝。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自在幽香不时散溢，沁人心脾。诗人闲倚胡床，怡神闭目，不只感官上得到满足，连心境也分外舒适。这两句采取了对偶句式，把纳凉时的具体感受艺术地组合起来，于是，一个纳凉胜地的自然景色，就活现在读者面前。
此诗以纳凉为题，诗中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诗人首先经过寻访，发现了这个处所的秘密，其次进行具体布置，置身其间，与外境融而为一，把思想感情寄托在另外一个“自清凉无汗”的世界。
《纳凉》是一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从字面上看，可以说没有反映什么社会生活内容。但是，透过诗句的表面，却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炙手可热的官场社会，这就是他刻意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的原因。秦观是一个有用世之志的诗人。他对官场的奔竞倾夺表示厌弃，力求远避，此诗表达的就是这种感情。这种把创作念图隐藏在诗句背后的写法，读者应着意体会。
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这是张岱《陶庵梦忆》的自序，一篇“说梦”的散文佳作。文章第一段简述国破家亡后，自己的思想矛盾和贫困生活；第二段以简净的句法，将早年的豪华生活与今日的蔽败潦倒作种种对比，认为这都是现世的因果报应；第三段用黄粱梦、槐安国的典故，点明“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主旨，自比“痴人”，犹喜说梦；第四段说了两则故事来比喻人生的虚幻；末段承认，自己虽大梦将醒，仍旧难舍名根，故有种种记叙。
全文字数有限，但作者的生活变迁、心路历程、著文渊源清晰可见，自嘲、自悔、自诩之情毕备，可谓言约而意丰。同时多处用典，讲究对仗，文字整齐凝练，清丽活泼，饶有诗意，既增强了文章的品味、厚度，又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
作者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尽管并不十分阔气，但祖上的余荫和家私已颇够他受用的了。正如文章第二节罗列的种种“果报”所云，他往昔是生活在“轻煖”“甘旨”“温柔”“爽垲”和“香艳”之中的。如今，“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甚至连故旧见了，也视为“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这不能不令他回首往事，顿生“隔世”之感，愤激得几乎要自杀。胸中有块垒，不能不吐。他有自己的武器，那便是手中的笔。他寄希望于散文，用“梦忆”“梦寻”来追念乡土和故国，留下了《陶庵梦忆》一类的散文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种种琐事，包括许多掌故，篇幅短小，内涵甚丰，戚而能谐，歌哭同声，旧梦中微露新梦的曙色，轻松中含蕴着寒冰下的艰涩与呜咽。此序说得何等深沉：“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亦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斯言点出此序旨意，颇中肯綮。
正由于张岱用日常生活琐事作经纬，编织他的故国之梦，所以，这种梦细丝密缕，光彩迷离，很难经受动荡时事的凄风苦雨。此种写作困厄与辛酸直接体现在本序之中，他叹息：“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他长啸：“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很明显，张岱是用泪眼来观梦、察梦、寻梦的。透过他追忆的昔日繁华和诸多意趣，可以体察到的是一种无可如何、挥之不去的沉郁的哀愁。在品味此序时，应当注意把握这一种基调。
当然，作者的感情表露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形式，如：第一节说首阳二老不食周粟乃“后人妆点语也”，分明是悲绝生辛，用诙谐的笔调去抒写胸中的阵阵狂澜。又如：第二节连用七个排句大谈“因果报应”，节奏短促，一气呵成，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悔恨与愤懑；接下来，第三节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为转折，推出了对“往事”的“遥思”，心旌飘摇，不能自持，颓伤中夹清新之气，决绝中带眷恋之情，忽喃喃自语，忽捶胸诘问，终于恍惚痴迷地将“说梦”的主题点破；至于四、五两节，则以议论和剖白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寻梦而又惧梦、梦醒了又祈求新梦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意绪。这样，通篇嘈嘈切切，似乱非乱，主调明晰而又富于变幻，纲绳擎起而又美目盼兮，一种动人心弦、催人共鸣的艺术感染力便油然而生。
由于此文是一篇“自序”，故作者要简括地回顾著述的起缘、宗旨以及全书的内容和特色。张岱尽管在落墨时情绪跌宕起伏，但对于以上这些要点仍给予了冷静的关照。他以抒情为线索，巧妙地嵌入记叙与议论，这就使全文虚实相依，静深而又灵敏，实用而又好看。一般认为，张岱的文章凝练得有如“唐人绝句”，其间点染依稀，烟云灭没，给人以神思荡漾的奇趣。此篇虽属“应用文体”，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功力仍然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罢免不了要心驰神往，再三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