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韦庄的律诗，特别是像这首描写自然风光的律诗，虽不像他的一些绝句那样内蕴深沉，发人深省，但它以明快清新取胜，在抒情状物方面也自有其可贵的特色。
其一，很少使事用典，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铸词造句，写出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感，以真切的情意来牵动读者的心灵。此诗咏“东湖”，开篇即从“满塘秋水”落笔，直接切题，起得爽健自然。接着，在夜里，在那碧绿深沉的湖水上，作者便让各种景色次第呈现出来；湖面上浮着十亩菱花，平展在明镜般清澈的水中；湖上横跨的新桥，像一条长虹，影子在水中荡漾；湖岸上，芳草如茵，睡着静静的池鹭；在清澈的湖底，月亮投下它的影子，像从天上掉了下来，而四围的山峰也倒映着它们的倩影，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作者以湖面为中心，将湖上、岸边、天上、四周的自然景物都组织在一起，汇集到湖中，成为活泼、优美、迷人而又宁静的一潭。这当中，既有平面的扩展，也有上下立体的交叉；既有动态中的活泼可爱，也有宁静中的安详恬和。然而，作者最后还说，那最能惹动诗兴的，还是黄昏时候，在烟雨迷蒙中，那响彻田野的阁阁的蛙声。诗中描述的这一切，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诗人的笔下涓涓流出，直淌到读者心间，沁人肺腑。文字上决没有故作艰深、矫揉造作之感，而是一任自然，如娓娓交谈，亲切动人。其中“蝃蝀”（dìdōng，长虹的别称）一词，虽出自《诗经·鄘风》“蝃蝀在东，莫之敢指。”但用在这里，和原诗意思已毫无关系，只是借来与对句的“鵁鶄”（jiāoqīng，即池鹭）对偶罢了，而中间两联的对偶，本是律诗应当遵循的规则，也不是勉强做作。至于“蟾投夜魄”，看来象是用了《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和《后汉书·天文志》（“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的典故，但月中有蟾蜍，本系古代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这里信手拈来，驱使自如，浑化无迹，毫无使事用典的痕迹。
其二，结构新奇，在自然流利的笔调中，暗寓着章法上的精心安排。作者写东湖，是从夜里开始的，从第二句“晚”字可知，第四句“睡鵁鶄”、第五句“蟾投夜魄”更可证明，特别是“当湖落”三字，说明已是月到中天，至少子夜了。但到最后一联，却以问句逗起，在时间上来了一个很大的逆转：“黄昏烟雨乱蛙声。”这真是石破天惊，出人意表。这一安排，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说明作者不是子夜才到东湖的，而是黄昏就来了，那时正一片烟雨，只听得满湖动人的蛙声，勾起了浓郁的诗兴。同时也说明前三联所写是放晴景色，雨洗秋光，格外清爽，暗中为第二句的“清”字作了最好的注脚。其次，前三联所写皆从视觉着笔，全是眼中所见，而最后补以蛙声，是耳中所闻，则进一步从听觉上为整个美景增添了气氛，视、听兼用，收到了声情并茂的效果。另外，尾联出现蛙声，也是为深夜的静寂作反衬，即以闹衬静。黄昏时候，烟雨苍茫的东湖是蛙的世界，蛙们引吭高歌，好不热闹，而此时，它们似乎都已倦于歌唱，安静地歇息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悄然洒下清光，笼罩一切，幻化一切，使闹后的宁静静得深沉，静得奇异，静得令人心醉。这最后一联的巧妙安排，使全诗格外生色，令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而留下悠远无尽的韵味。
其三，用字准确、生动，全诗音调响亮。诗中的动词，如“动”、“横”、“晚”、“投”、“落”、“倒”、“入”、“生”等，不仅准确，而且由于它们的频繁出现，便使本来静的景物有了动势，也使本来各不相干的景物相互融为一体，起了如同纽带般的关联作用。形容词“澄”、“清”、“乱”等，也恰到好处，例如用“乱”字来形容群蛙自由合唱的声音，真是维妙维肖，准确到不可移易的程度。特别是诗中还使用了“蝃蝀”、“鵁鶄”、“黄昏”、“烟雨”等双声词，读来流利自然，声韵和谐，增添了语言的音乐美。从中也可见作者熟能生巧的文字功底，他调动多方面的艺术手段，把东湖的自然美景表现得极为生动逼真，一片闲适之情，也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