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
西晋诗人左思写过一首《娇女诗》，描绘他的两个小女儿活泼娇憨的情态，生动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杜甫《北征》中有一段描写小儿女娇痴情状的文字，就明显受到《娇女诗》的启发。李商隐这首《骄儿诗》，更是从制题、内容到写法都有意学习《娇女诗》，但它又自成一格，不落窠臼，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本首诗是作者为自己的儿子李衮师写的，诗中描绘出一个天真活泼、聪明灵巧的儿童形象。这恰与作者“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贫寒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十分担心儿子将来会重复自己的遭遇，因而希望他学兵法，长大为国安边，不要死啃经书，弄得一事无成。诗的大部分篇幅写儿子，惬意、自豪之情溢于笔端；写自己篇幅虽不多，但感慨弥深，自嘲自怨，深寓怀才不遇之悲愤。然而说到国事，又流露出真诚而深切的担忧。全诗主要用叙事笔法，细节描写饶有情趣，生动逼真。
诗分三段。第一段从开头到“欲慰衰朽质”，写骄儿衮师的聪慧和亲朋对他的夸奖。“衮师”两句总提，“美”侧重于外在的器宇相貌，“秀”侧重于内在的灵秀聪敏，以下两层即分承“秀”、“美”。“文葆”四句反用陶潜《责子诗》：“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觉梨与栗。”顺手接过陶潜责备儿子愚笨的事例，变作夸赞骄儿聪明灵秀的材料，驱使故典，如同己出。“交朋”六句，转述亲朋对衮师器宇相貌的夸奖，说他有神仙之姿，贵人之相，是第一流人品。亲朋的这种夸奖，不过是寻常应酬，但诗人却似乎很相信它的真诚，不然不会那样兴会淋漓，连亲朋的口吻都忠实地加以传达。尽管接下去诗人又说：“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似乎认为亲朋的过分夸奖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这个蹉跎半生、衰朽无用的人，实际上在貌似自谦的口吻中流露的恰恰是对爱子的激赏。田兰芳评道：“不自信，正是自矜。”这是很能揣摩作者心理的。但在对爱子的这种激赏中，也隐含着诗人蹉跎潦倒的悲哀。末段自慨憔悴和对骄儿的希望都于此伏根。
第二段，从“青春妍和月”到“辛夷低过笔”，描写骄儿的各种活动和天真活泼的情态。“青春”四句，先总写“朋戏”的喧闹，以下再具体写衮师。“门有”四句，写来客时衮师抢着要出去迎接（在好客之中可能隐含着某种不自觉的愿望），但当客人问他想要什么时，他却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说（出于懂事而产生的羞怯），这和上段的“眼不视梨栗”一样，都是对儿童心理神情的传神描写。“归来”十二句，描绘衮师如何摹仿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各种有趣情事：捧着父亲的手版摹仿客人急匆匆地进门，摹仿大胡子张飞的形象和邓艾口吃的神情（可能是摹仿说书人的表演），摹仿豪鹰和猛马的气势和形状，摹仿参军戏里参军和苍鹘的表演，摹仿大人在纱灯旁拜佛。摹仿是儿童的天性，但不同性别的儿童摹仿的对象却很不相同。诗人的骄儿在聪慧灵巧、活泼天真中显出男孩子的兴趣广泛、精力旺盛，有时还不免带点滑稽和恶作剧的成分。这一节的句法也错综多变，既与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孩子的兴趣不断转移变换）相适应，又使这段描写不显得平板沉闷。“仰鞭”四句，写骄儿举鞭牵取蛛网、俯首吸吮花蜜为戏，形容其动作的轻捷。“蛱蝶”、“柳絮”是“饮花蜜”、“蛛网”产生的自然联想。“阶前”六句，集中描写因“赛六甲”（比赛书写六十甲子，也有说是赛“双陆”的）而引起的一场风波：赛输了“六甲”，就硬是要跑去弄翻姊姊的梳妆盒，拗脱了上面的铰链；当阿姊要抱开他时，他死命挣扎，索性赖在地上，对他发怒威吓也不能制止。这一节活动的场所又从室外移到室内，把小儿女玩耍嬉闹的情景和衮师恃宠仗幼、故意耍赖撒泼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充分体现出题目中的那个“骄”字──既明写衮师的骄纵，又暗透父亲的骄宠。在诗人眼里，孩子的耍赖撒泼也别有一番可爱的情趣。当读到“威怒不可律”时，读者也不禁要和在一旁观赏这场趣剧的诗人一样，露出会心的微笑。“曲躬”十句，写衮师进入书房后的活动：顺手拉过窗纱，吐口唾沫拭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父亲临帖，要求用古锦裁作包书的书衣，用玉轴作书轴，递过纸笔请父亲在“春胜”上写字。这些行动，既充满孩童的天真稚气，又表现出对书籍、文字、音乐的爱好，上承“丹穴物”的赞誉，下启末段关于读书的议论。其中象“咳唾拭琴漆”、“挺立不动膝”和“芭蕉斜卷笺，辛夷低过笔”（斜卷之笺如未展之芭蕉，低递之笔如含苞之木笔）等句，都是绝妙的写生。整个一大段描写，虽然在孩子活动的场所和内容上略有线索可循，但并无严密的结构层次，似乎是有意用这种随物赋形、散漫不拘的章法笔意，构成一种自由活泼的情趣，以适应所要表达的生活内容──儿童的天真与活力。以“青春妍和月”开始，以“芭蕉”、“辛夷”结束，中间似不经意地插入“蛱蝶”、“柳絮”等事物，使孩子的嬉戏在春意盎然的气氛中展开，更衬托出孩子的生气与活力。而在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嬉戏画面后，则隐藏着一个始终跟随着活动中的骄儿的镜头，这就是诗人那双充满了爱怜之情的眼睛。
最后一段，抒写因骄儿引起的感慨和对骄儿的期望。“爷昔”四句，慨叹自己勤苦读书著述，却落得憔悴潦倒，困顿失意。“无肉畏蚤虱”，是幽默的双关语。明说身体消瘦，暗喻遭到小人的攻讦。《南史·文学传》载：“卞彬仕不遂，著蚤、虱等赋，大有指斥。”诗人自己也写过一篇《虱赋》，其中有句说：“汝职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绝。”这首诗里的“蚤虱”大概正是指这种专门攻讦穷而贤者的小人。“儿慎”六句，告诫儿子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读经书考科举的道路，而要读点兵书，学会辅佐帝王的真本事。“况今”八句，更进而联系到国家而临的严重边患，希望孩子迅速成长，为国平乱，立功封侯。这一段蕴含的思想感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式的牢骚不平，也有“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一类的深沉感慨，更有徒守经帙，于国无益，于己无补的深切体验与痛苦反省。诗人未必认为学文一定无用，也未必真正否定“读书”、“著述”，但对死守经书、醉心科举的道路确有所怀疑。
左思的《娇女诗》止于描绘娇女的活泼娇憨，李商隐的《骄儿诗》则“缀以感慨”，有人曾批评这首诗“结处迂缠不已”（胡震亨）。这种批评恰恰忽略了《骄儿诗》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把学习看成了单纯的摹仿。和左思以寻常父辈爱怜儿女的心情观察、描绘骄女不同，李商隐是始终以饱经忧患、身世沉沦者的眼光来观察、描绘骄儿的。骄儿的聪慧美秀、天真活泼，正与自己“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加深了身世沉沦的感慨；而自己的困顿境遇又使他对骄儿将来的命运更加关注和担扰：自己的现在会不会再成为孩子的将来？“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的感慨和期望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产生的。屈复说：“胸中先有末一段感慨方作。”这是很精到的。正因为有末段，这首诗才不限于描摹小儿女情态，而是同时表现了诗人的忧国之情和对“读书求甲乙”的生活道路的怀疑，抒发了困顿失意的牢骚不平，其思想价值也就超越了左思的《娇女诗》。
诗选取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纯用白描，笔端充满感情。轻怜爱抚之中时露幽默的风趣。但在它们的后面却饱含着诗人的沉沦不遇之泪。全诗的风格，也许可以用“含泪的微笑”来形容吧。
夫人之疾驱夕发以如齐者，果谁为乎？为襄公也。夫人为襄公而如齐，则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旧说‘公盛车服与文姜播淫于万民’而后谓之刺乎？”讲得很有道理。据《春秋》记载，文姜在公元前692年（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7年都曾与齐襄公相会，说明文姜在其夫鲁桓公死后仍不顾其子鲁庄公的颜面而与齐襄公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鲁庄公竞也无能加以制止，因此人们赋此诗加以讥刺。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用了许多二字字音相同的联绵形容词，如第一章用“薄薄”来描述在大路上疾驰的豪华马车，字里行间透露出那高踞在车厢里的主人公是那样地趾高气扬却又急切无耻。再加上第二章以“济济”形容四匹纯黑的骏马高大雄壮，以“濔濔”描写上下有节律地晃动着的柔韧缰绳，更衬托出乘车者的身份非同一般。三四两章用河水的“汤汤”、“滔滔”与行人的“彭彭”、“儦儦”相呼应，借水之滔滔不绝说明大路上行人的熙熙攘攘，往来不断，他们都对文姜的马车驻足而观，侧目而视，从而反衬出文姜的胆大妄为，目中无人。这一系列的联绵词在烘托诗中人与物的形、神、声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多用联绵词，对加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也有帮助，可起到便于人们反覆咏叹吟诵的功能。
从诗的技巧上看，陈震《读诗识小录》的评析很有见地，他说：“（全诗）只就车说，只就人看车说，只就车中人说，露一‘发’字，而不说破发向何处，但以‘鲁道’、‘齐子’四字，在暗中埋针伏线，亦所谓《春秋》之法，微而显也。”因此虽然此诗纯用赋体而没有比兴成分，却仍是婉而多讽，韵味浓厚。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