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金明池,是北宋汴京著名的苑囿,风景美丽。这首词的特点是采用赋体,充分利用长调篇幅大、容量多的优势,尽量铺叙,尽情抒写,结合风景的描绘寄寓身世之慨,笔触细腻,委婉动人。
整个上阕好像展开一幅画卷,从汴京的顺天门一直铺向金明池,上有轻云淡曰,穹窿一般的天宇;中有似雪杨花,随风飘卷,间杂着三点两点细雨,洒向京城的大道,洒向大道上的游人。轻尘被细雨浥过,空气格外显得清新。而一枝鲜花伸出墙头绿茵似的芳草铺满长堤,风景格外优美。到了近郊,又只见水绕人家,桥当门巷。对对黄莺、双双紫燕,在花丛间飞来飞去。
词人在描绘这些景物时并不是纯客观地摹写,而是用多种手法加以衬托点染。第一是赋与自然景物认人的感情,即拟人化。此词所写的“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便带有“闺房之意”。花枝出墙,竟似美人一般,缅怀着惆怅之情,望着远去的王孙公子,是花枝惹人,还是人惹花枝,几乎难以分辩。第二是以动衬静。第三是注意色彩的点染。如青、紫、似雪的杨花,已正面写出三种颜色。至于“好花枝”当为红色,芳草与水,当为绿色,这是暗写。
下半阕转入抒情。过片以问句形式,紧扣上半阕所写之春景,转折之中,意脉不断。“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一方面是表示对大好春光的一片留恋之情,一方面是抒发人生无常、青春难久的感慨。至此,整个词情便由欢乐转入纵酒听歌,由纵酒听歌再转入悲伤愁苦,结句则宕开一笔,逗“归欤”之叹。
此词上半阕着重写乐景,下半阕着重写哀情,“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写美人唱情歌,才子饮美酒,乐则乐矣,然其中已有及时行乐的颓放思想。此以表面之乐衬内心之悲,所以下面“况春来”三句把“伤心”“愁苦”倾泄出来。
此词结尾三句不是通常的以景语作结或情语作结,而是以动态作结。前面说“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感情已十分消沉;至“宝马嘶风,红尘拂面”,系回映前半阕游赏,本该感情一扬;然一“纵”字,则变为决绝语,意为即使游赏金明池再怎么快乐,词人也得回归故乡,感情极为沉痛。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