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原诗题意不过是在淮河上航行遇到了顺风,和作好在能另辟新境,立意高远。
首二句意境阔大,感情奔放,“浩荡”写水势盛大,“清淮”写水色澄碧,“天共流”写水天相接,因天色清明,故水天一色,舟中人视之,如水天共流。在这个雄浑的背景上,一一叶扁舟正乘长风破万里浪,驰向远方的故乡。诗人按照唱和诗的习惯,非常巧妙地以“浩荡清淮”和“风送归舟”点了题,同时抒发了顺风乘舟的快感和豪放轩昂的胸怀。
后两句描写浪漫的想象。诗人发愁,因为晚上船不得不停泊在狭窄而吵闹的小港口。结尾笔锋一转,顿生豪情。但愿乘长风万里,破白浪滔滔,驰入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只有在这浩渺辽阔的天地中,诗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全诗现实的描绘和浪漫的想象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感情层层推进,一泻千里,表层流露的是乘风破浪之快意,而深层表达的则是诗人豪迈壮阔的情怀。迹其生平,诗人数次上书朝廷,于朝政无所回避,疾愤群小,屡为佞人所冤陷,其“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故有“吹入沧溟始自由”之想,意即冲破一切人为羁绊,求得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诗人就是这样借江流天地、长风万里、沧溟浩渺来抒写自己豪迈不羁,壮志凌云的自由之情。综上所析,宦海浮沉,人生苦短,诗人不管是贬官降职,流放他乡,还是为人构陷,壮志未酬,不管是路遇不平,前途凶险,还是思有郁结,心灵不展,他们都能够在观照自然,神游天地的审美愉悦中解除痛苦,超越自我。是天地山川赋予他们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是江河湖海赋予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是自然造化赋予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
二、四句明显具有寄托和象征意义。苏舜钦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言政,反遭保守派诬陷,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这首诗在痛快淋漓地描述顺风乘舟情景的同时,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对保守派群小的蔑视和对高远理想的追求,显露出诗人高洁的人格和兀傲不群的个性。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起首便渲染出凄怆悲凉的气氛。这些埋葬在北邙山上的君臣们,生前把荣华富贵、风云庆会享受个够,然而,死后也不过是北邙山下的一抔土。是人,便不免一死,而一旦死去,便万事皆休。那么,生前的尊贵与否,死后的衰荣如何,又有什么意义呢?结句的"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语气冷隽悲凉,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张养浩的怀古组曲,站在对人生的深刻透视、对历史的大彻大悟的高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气势苍莽雄浑,感慨深沉悲壮,风格质朴古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
前两句所言情景,与史书本传所载的"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是完全吻合的。为百姓如此鞠躬尽瘁,赢得"满城都道好官人"的赞誉,而诗人本人却认为,为百姓应该更加尽心尽职。南吕·一枝花中的一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面对着众多的灾民,严重的旱情,政府的赈粮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他个人曾上奏天子,请行纳粟补官之令,并带头拿出自己的财物作为救济之用,但严重的灾情又不是个人区区之力所能回转的。在心焚如火的情况下,不免产生了"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的幻想。《元史》本传载,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苦,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养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国为民的绝唱。
张养浩曲子总的是立意高远,感情深厚,气势雄浑,结构严谨。在这总的特色之下,每一类曲子又自有特色。写景曲轻快自然,飘逸闲适如行云流水;怀古之作境界阔大,沉郁雄浑,能够高度地概括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官场仕途之作深刻悲怆,揭示出官场的本质和为官的岌岌可危;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深远而感伤,将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捧献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