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
这是作者为友人程公辟赠别之作而写的和词,也是一首富含民歌风味的词。
上片点染相别的时地境象。起句点时地,“巴子城头”,点出送别的地点。青草萋萋,天色向晚,点明送别的季节、时间。下两句宕开渲染。巴山重峦叠嶂,渲染词人与友相逢相别地方的境象。燕子觅巢,春花辞树,既渲染了分别时节的景象,亦隐喻彼此的一去一留。杂花生树,落英缤纷的景色,也只以“花脱树”一语尽之。“脱”字避熟就生,亦有妙趣。相逢在异乡,相别又当春暮。“杯相举”两句,述临歧殷勤劝酒并话及旅途险恶。瞿唐峡,山高水急,自古行舟艰难。暗示双方入川出川之不易,倍增此时的感慨。
下片抒写惜别的情怀,首言自己所去之地。古代交通不便,从四川到江、浙,道路遥远,放觉如在天外。下句点出友人家园所在。宋平江军吴郡和湖州吴兴郡同属两浙路,隔太湖南北相望。从道阻相长写到家乡密迩,不仅上下片意脉联贯,更便于巧妙地为全篇作结。他首先感谢友人的赠柳情深。接着表明珍重这一友谊,要将春意盎然的柳枝带回到彼此的故乡——江南,让它发荣滋长,象征着友谊长青。结尾三句宛转其意。作者自注曰:“来词云‘折柳赠君君相住’。”折柳赠别,意挽留。作者为了感激其深情厚谊,所以要把所赠的柳枝和无限乡思带回那草长莺飞的江南。这里的“江南”,承上“君家正吴门住”句,意指“吴门”。
词语言真挚,明白流利而词句却委婉,多低徊不尽之意,情意深厚有余。
蒿里在泰山下。迷信传说,人死之后魂魄归于蒿里。歌的开头提出疑问:“蒿里谁家地?”疑问的所以提出,在于下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人间从来等级森严,凡事分别流品,绝无混淆,似乎天经地义。所以诗人不解:这“蒿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那里为什么不分贤愚贵贱?人间由皇帝老子、王公大臣及其鹰犬爪牙统治,那么,这另一个世界,是“谁家”的天下,归谁掌管呢?人活着的时候绝无平等可言,死后就彼此彼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两句说,“鬼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旦他叫你去,你想稍稍踟蹰一下也不可能。“催促”得那样急,到底为的什么?求情祷告不行,威逼利诱也不行。人间的万能之物——权势、金钱、这时候完全失去效用,不能代死。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看来,“鬼伯”是最公正廉洁的。然而,他可敬却不可亲,没有人不怕他。不管凤子龙孙,也不管皇亲国戚,他都是一副铁面孔,决不法外开恩,也不承认特权。无论什么人,对他都无计可施。
这篇歌辞反映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种种思索。但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其认识还不能离开唯心论的前提。
艺术表现上,此诗则以自然见其本色。全篇四句,两两设为问答,如随口吟唱,联类成篇。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