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
“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
“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诗的首联中“日无事”、“只是闲”从两个方面点出“闲”字。“日”、“只”都对“闲”加以强调。“闲”是此诗所写的主要内容，也是此诗的基本情调，以疏谈的笔调引起全诗。
诗的中间四句用公府所见所闻的景物写闲静生活和闲适情调。“草根侵柱础，苔色上门关”，这两句写公府之内景物。无人频繁往来，以致野草滋生、青苔蔓延，可见“公府日无事”，而诗人得以有足够时间对柱础间的草根、门关上的苔色作细致观察，可见“吾辈只是闲”这两句上句从形着笔，下句从色落墨，一“侵”一“上”，写出草根、青苔潜移默化的发展形态，刻画极细致入微。“饮砚时见鸟，卷帘晴对山，”这两句写公府之外景物。前一句写飞鸟并不直接去写，却以鸟影掠过砚水来写，由府内自然转到府外，手法很高明。而用一“饮”字，把鸟影掠过砚水好似啄水的形态写得既十分形象，又很有情趣。这种闲情是只在“无事”时才有的。后—句用“卷帘”把诗人的视线由府内转到府外，与上句是同样巧妙的手法。而晴空之下，满目青山，场面却是松开阔极有边塞特征的。这种逸致也是“无事”时才有的。上下两句，由近及远，一动一静，均突出了闲静情趣。
诗的最后两句承上文写乡思：“新诗吟未足，昨夜梦东还”。能在边地字斟句酌，从容吟诗，仍流露“闲”字，而新诗未足即被乡梦打断，写“闲”中乡思愈切，十分符合闲居异地的生活情调。
这首诗以“闲”字为贯串全诗的线索，而以乡思作结，中间四句写闲居所见景物，写近景则刻画入微，写远景则场面开阔，笔法轻松疏谈。
上片首先展现的是一派晚春景象，“满眼东风飞絮”六字，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内心的烦乱，这就把惜别的主基调定了下来。随后直言在日暮的短亭中，友人的离去已近在眼前。“短亭春暮”一语而三义。既点明离别，又交代了离别的时间、地点。然后宕开一笔，写更为广阔的暮春景色；远远看去，落英片片，被无情的流水卷到远方，青草连云，一片凄迷之象。再遥望南浦，更加令人肠断。整个上片，柳絮、落花、芳草、流水、短亭、南浦等意象都充满了伤别伤怀的意味，离愁浓厚。
下片写告别的场景，就在渡口前，主人公为友人设下宴席，请来歌伎，可惜此时情绪烦乱，歌还没唱完，友人便频频道别，走向绿杨深处的舟船。天上下起了小雨，更增重了主人公内心的阴郁：若在寻常时日，细雨黄莺，或许是最美的景致，可今天不是，因为与友人分别的惆怅，已使主人公没有了丝毫的闲情逸致。结二句以递进手法加倍写离情。而“乱莺疏雨”与开篇“东风飞絮”相圆合，始终是恼人的景色，烦乱的心绪。
以景托情，是该词最明显的特点。词中描绘的景色，如果不是在送别的背景下，或许很令人赏心悦目，一旦加入了离情别绪，这些景致便都变得兴味索然，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比如连云的碧草，青绿的杨柳，还有疏雨中鸣啭的莺声等。然而与满眼飞絮、落花流水的场景结合起来，让人感受到的，便都是离别时的愁肠了。全词刻画细致入微，情景交融，亦为送别佳作。
慷慨悲歌，豪情万丈，可以入词；小桥流水，也可以入词。这首词以柔美的曲调，表现出男女相怨的私情。
作品虽以大量篇幅写一女子，但是全篇的主题却是表现爱恋这个女子的一位男子的相思之情；女子的形象，仅是在这位男子的想象中出现的。这是词的成功之处。词的上片，全以虚拟之笔，想象女子在春日思念男主人公的情状。虽是虚写，却逼真细致，情景历历，宛然在目。首先，作者即描写那个女子所独自居住的环境。那是一个幽深静谧的小小院落。由于情人的远离，这深闺之中没有了欢声笑语，因而日间气氛空寂得令人难耐。更可恼的是，时当春日，天气冷暖阴晴没个准，使人觉得心绪也愈发烦乱了。天气之阴晴不定，暗喻女子思念情人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意思极为含蓄。“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接下来三句，由景入情，正面点出女子的怨情。琴心，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这里是为女方设想：闺中寂闷，无可交通心事之人，当此春昼，她如何排遣满腹愁怨呢？
以下由写情转入写事。“曲径”、“虚阑”二句，是一组工整而流畅的对仗，意在进一步刻画女子此刻之无聊。抒情男主人公设想，他的情人此时感觉万般无聊，于是找些游戏来打发光阴。她时而在幽曲的花径里穿进穿出地扑捉蝴蝶，时而斜倚栏干在阳光下教鹦鹉说话……可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帮她驱走忧愁。有时她一抬头，院中杨柳枝条飞舞之态又使她思绪万千。上片末“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二句，意思是说：女子看到婀娜的杨柳在春风中自在摇动，恰如十三岁小女孩儿无忧无虑地扭腰作舞，她感到这种不知忧愁的张狂轻浮之态十分好笑。一“笑”字将女子因物兴感、情绪更加烦乱的心态点化出来了。
词的下片，将相思之情写得更加凄婉动人。过片的四个三字句，写女子黄昏之后的孤苦愁闷。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云外月，喻心期阻隔，情人不得相见；风前絮，喻愁恨之绵绵不断。这四句，使人宛然见女子春夜枯坐空闺、如泣如诉之状。“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二句，将此夜女子悄然伫立，相思之情更深更苦的情态，准确地刻画出来。这里出以问句，更显出多情的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无限关切。是全篇的高潮，也是抒情的“词眼”所在。一“想”字笼罩前后文，关合男女双方。有此二句，点明了前文一大篇描写皆非实景，而是“今夜”所“想”。有此二句，才由虚拟与悬想巧妙地过渡到实写，从而正面描写出男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相思心理。“洛浦”与“秦楼”二句，即承“想”字而来，利用典故抒写自己怀想情人却无缘相会的痛苦。
这“洛浦”与“秦楼”二句，借用了二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正用，写自己梦见情人，醒后一切成空；后一个典故是反用，叹息出双入对的情侣天各一方。
篇末“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细雨）”，以景物的描写显示抒情主人公满目所见，无非令人断肠之物而已。无限的哀感顽艳之情，融入春日黄昏景色之中，愈发显得愁绪无边，韵味深长。全词的结尾是以写景来抒情、语尽而情不尽的妙笔。全词情景交融，章法穿插变化，风格沉郁顿挫，用语典雅精丽，不失为一篇佳作。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