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
这首无题诗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
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东风细雨,容易令人联想起“梦雨”的典故;芙蓉塘即莲塘,在南朝乐府和唐人诗作中,常常代指男女相悦传情之地;“轻雷”则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这一系列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词语,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是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写女子居处的幽寂。
金蟾是一种蟾状香炉;“锁”指香炉的鼻钮,可以开启放入香料;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丝”指井索。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贾氏窥帘韩掾少”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
见《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宓妃留枕魏王才”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
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李商隐写得最好的爱情诗,几乎全是写失意的爱情。而这种失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自己的某些身世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他仕途失意的不幸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