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词自宋周邦彦“柳阴直”一阕盛传于世以来,后人难乎为继。词分三叠,要善铺叙,不重复,开合动荡,浑化无迹,殊为不易。董士锡此词,可谓迎难而上,就其境界之阔大而言,容或有出蓝之誉。
首叠所写,也不过是一般的暮春离别之意。“水声咽,中夜兰桡暗發”,半夜兰舟出发,水声呜咽,时在春夏之交,“残春在,催暖送晴”,难免生出节序如流、人生易老的感叹,故云“九十韶光去偏急”。盖春天孟、仲、季三个月,合九十日。一“急”字下得有力。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句:“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出关投孙侍御》)郑谷诗又云:“春风只有九十日。”(《自适》)可知“急”字用意,在于时光匆匆。“垂杨手漫折,难结”,一语双关。一层意,就离别说,谓离别本人生常事,如折柳送别则柳将不胜其折,此是反用熟典;另一层意,就伤春说,春去如此匆匆,则人力何可挽留?所以说“难结”。“轻帆”以下三句,写船行之速,归路渐远,惟见水天一色。首叠境界,在柳永、周邦彦等人离别词作中常见。
次叠写景传情,就以深细为其特色了。“余寒”句承上伤春意转入,写惜春情绪。“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是极工致、极骚雅之语句。“花魂”谓暮春之物,“诗骨”谓羁旅之人,物、人对举,相互映射,颇有深意。唐人郑元袅有句:“花魂迷春招不归。”(《花蝶谣》)董士锡以“雾锁”形容之,表惜花凋零之意更有韵味。孟郊有句:“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被东坡以“郊寒岛瘦”相称的诗人,自称“诗骨”,词人借用来称己,俨然在读者面前推出一个瘦骨嶙峋、但又风骨凛然的寒士自我形象,表人生飘零之感更有高格调。以下连写“草湿”、“莺老”、“蜂瘦”、“燕诉”,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二结用“向人共愁绝”一句总括之,则人之愁绝,伤如之何!
三叠推开,写江行所见宏观之景,可谓大笔濡染,气魄非凡。“重叠,浪堆雪”,勾勒有力;“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遐想奇特。这是写景吗?诚然,因为所写是眼见之实景,显出江上风高浪急。但是,这不也是因江行实感而催发的、词人急欲超越现实处境这一潜在心理的形象折现吗!是实,也是虚,是景语,也是情语,情景兼写,充满着艺术的张力。下面“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髮”数句,写月之细,水之清,峰之乱,均逼真如画,“乱峰如髮”更是造语生新出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超然出世之想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幻觉,词人清醒的意识是“扁舟独自”,回到现实,种种“旧梦”萦脑,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这就是古人称道的“感慨全在虚处”,有意留出艺术空白,意在言外。
近人沈曾植最为推崇董士锡《齐物论斋词》,以为“其与白石(姜夔)不同者,晋卿(董士锡)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海日楼札丛》)。笔者则认为白石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董晋卿庶几近之,然谓晋卿词无名句可标,就此词而言,则不尽然。
又词中“照枉渚疑镜”一句,“枉渚”究竟何指?一般认为是泛指水弯之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也有说者引《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谓此处的“枉渚”当是实指。“枉”即枉水,是湖南常德附近注入沅江的支流。《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那么董士锡“江行”的具体地点就在湖南境内的沅江了。但就这首词的意境看,上片结句言“千里沧波楚天阔”,“楚天”一般指吴楚之地,且空间阔大,不像是在水流险急的沅湘之间。再者,考稽现存不多的有关董士锡的传记材料,他一生主要辗转于江、浙、皖等地,并没有履迹沅湘一带的记载,故“枉渚”还是作泛指理解为好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