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拂玉台鸾镜，凤髻不堪重整。”句，作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通过描写作者头发久未打理以及华丽的梳妆台与灰尘的对比来表现出作者的愁闷。这些对比使词义更加丰富曲折，感情更加委婉强烈，画面更加鲜明生动。从而引起读者的对比联想，更突出所要表现的对象，产生艺术感染力。
“绡帐泣流苏，愁掩玉屏人静。”句，作者在此处运用了拟人的写作手法，一个“泣”字将本来无生命的纱帐写活了，同时一个“泣”字也点出了作者“闲愁”的词风，能使读者对所表达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产生强烈的感情，引起共鸣。在该部分第二句，作者也巧妙的用“掩”这个字将“愁寂”这种空间之感具体化了，以动写静使人更觉其静。
“多病，多病，自是行云无定。”句，作者通过“反复”的艺术手法连续运用两个“多病”来强调自己已经病了多时，一唱三叹，回环往复，加深了语气和抒情色彩。在艺术形式上，“反复”也可以加强节奏感，增强旋律美，使词句整齐有序。该部分第二句，作者再次寓情于景，借用天上浮云来表现自己无法安定的心神，词句虽然没提到愁字，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愁情。同时也体现了这首词“悲喜综错、盘旋郁结”的艺术特点。
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苦闷，抑郁不欢，一种可能已经存在又似乎是即将来临的人生忧患。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一种什么样的愁。他只是把这种闲情闲愁表现得深沉而持久，想抛掷也抛掷不了，挣扎也挣扎不脱。忧患苦闷的内涵性质，是无法确指的，也是无法界定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
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漠。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离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漠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漠。下面的“漠”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漠，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漠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漠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
其一
这首诗以少女怀春之幽怨苦闷，喻少年才士渴求仕进遇合之心情。这位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以长眉为美，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犹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十二岁学艺刻苦，学弹秦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十四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戚属，“悬知”，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十五岁无处说相思，古时女子十五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善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何等情思。
从此诗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诗人初恋对象，因为只有青梅竹马的异性，才可能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才写得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可惜父母未能如其愿，姑娘在“泣春风”，也是诗人在叹息。“十五泣春风”正是写出了诗人与姑娘的这段恋爱，没有结果，从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有专家研究此诗是自喻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甲集序》中曾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近人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十六岁时因初恋对象之父母未能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初恋。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夫人感情深笃，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
其二
这首诗是抒写诗人不得志之愁，或是描述睹物怀人之情，或是叙述当秋暑之愁时最贵邀请而实无人邀请之况，或是陈述因自己的“不自聊”虽值秋暑而不邀朋友同游的原因，有很多不同说法，莫衷一是。
最后一种观点较符合作者之秉性，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作者以诗人的视点，表现了一种世人常见的心理现象：即因主观的“不自聊”，亦即自己主观的不快乐，面对秋暑幽胜的客观风景，竟产生了一种错觉或幻觉，故眼前的碧竹清池也变得那样怅惘寂寥；露花风蝶，亦觉其强作娇饶。而且，这种错觉或幻觉也能传染周遭，影响他人。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携君之手同游幽胜，不但不能提起不倦赏之幽人的游兴，反而徒然使君一起“不自聊”，不游也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之儒雅风范略见一斑。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