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听笙诗。笙这种乐器由多根簧管组成，参差如凤翼；其声清亮，宛如凤鸣，故有“凤吹”之称。传说仙人王子乔亦好吹笙作凤凰鸣（见《列仙传》）。
首句“凤吹声如隔彩霞”就似乎由此作想，说笙曲似从天降，极言其超凡入神。具象地写出“隔彩霞”三字，就比一般地说“此曲只应天上有”（杜甫）、“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来得高妙。将听觉感受转化为视觉印象，给读者的感觉更生动具体。同时，这里的“彩霞”，又与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中运用的许多摹状乐声的视觉形象不同。它不是说声如彩霞，而是说声自彩霞之上来；不是摹状乐声，而是设想奏乐的环境，间接烘托出笙乐的明丽新鲜。
“不知墙外是谁家”，对笙乐虽以天上曲相比拟，但对其实际来源必然要产生悬想揣问。诗人当是在自己院内听隔壁“邻家”传来的笙乐，所以说“墙外”。这悬揣语气，不仅进一步渲染了笙声的奇妙撩人，还见出听者“寻声暗问”的专注情态，也间接表现出那音乐的吸引力。于是，诗人动了心，由“寻声暗问‘吹’者谁”，进而起身追随那声音，欲窥探个究竟。然而“重门深锁无寻处”，一墙之隔竟无法逾越，不禁令人于咫尺之地产生“天上人间”的怅惘和更强烈的憧憬，由此激发了一个更为绚丽的幻想。
“疑有碧桃千树花”。以花为意象描写音乐，“芙蓉泣露香兰笑”（李贺）是从如泣如笑的乐声着想，“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是从《梅花落》曲名着想，而此诗末句与它们都不同，仍是从奏乐的环境着想。与前“隔彩霞”呼应，这里的“碧桃”是天上碧桃，是王母桃花。灼灼其华，竟至千树之多，是十分繁缛绚丽的景象。它意味着那奇妙的、非人世间的音乐，宜乎如此奇妙的、非人世间的灵境。它同时又象征着那笙声的明媚、热烈、欢快。而一个“疑”字，写出如幻如真的感觉，使意象给人以飘渺的感受而不过于质实。
此诗从听笙写起，采用侧面烘托、联想想象等方法极其浪漫地创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意境。全诗章法流走回环中有递进，用视觉形象写听觉感受，间接有力地表现出笙乐的美妙，在“通感”手法的运用上独具特色。
此诗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
首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
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的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人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
尾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俗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申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作者以“钓徒”自况，孤身一人，终年出没于烟水浩淼间，然此亦寻常事矣。头两句写处境之艰窘险恶，但也隐含着“世路如今已惯”的意思，“寻常”二字，或许多少有一点自得。然而深宵酒醒，发现连一个可以挣饭吃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诗到最后，不免怆然有怀。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从字面上看似乎有点消极。这里“荒村钓徒”是作者鲁迅的自况，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位“战士”而是一位“隐者”的形象。身在山水之间，心在江湖之上，以钓为乐，远避尘世，这种人没有什么积极于人世可言。然而，仔细推敲，作者鲁迅这里虽以“钓徒”自况，但在第一句看似轻松自然地写了一句“烟水寻常事”，对这一句可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句旨在说明，他是一位久经风浪，见过世面，敢于“直面人生”的战士。他对风波的险恶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已经习惯，可谓是“大风浪里好行船”的水手，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钓者”。在这里，“荒村钓徒”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代号。即使从字面意思上也说明：在军阀当局的迫害下，危机四伏，荆棘遍地，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袭击，作者鲁迅只能像一个飘泊江湖的渔夫，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不以为然，只把它当成正常的情况。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这首诗的重点。这两句诗，含意十分丰富，感情也十分沉重，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飘泊于江湖的渔人，深宵酒醒，江水连天，四处茫茫，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菰米，“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衬托出艰苦困顿的处境，作者鲁迅这里也没有表现出一种消极无奈的情绪，因在前两句诗中，他已经说出了自己对险恶处境十分习惯，并不会被困难和险恶吓倒，这里之所以再一次强调自己所处的境地，更多的还是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形象鲜明，意境幽远。全诗短短数句，即有简练明晰的印象，眼前就像展现一幅烟水垂钓图，甚至有如身历其境的感觉，将各种景象完全融化在一起。诗中并无激烈慷慨之语，但诗的后面汹涌着澎湃的激情，有不尽的想象，不尽的思索。全诗比喻都是明喻（如“烟水”、“钓徒”、“深宵”、“菰蒲”等），却又十分含蓄，“明”和“隐”，“含”和“露”，矛盾统一，紧密结合，反而相得益彰。
农历七月初七夜晚，俗称“七夕”，又称“女儿节”、“少女节”，是传说中隔着“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日子。古代，七夕的民间活动主要是乞巧。所谓乞巧，就是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的意思。乞巧最普遍的方式是对月穿针，如果线从针孔穿过，就叫得巧。这一习俗唐宋最盛。
《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碧霄”指浩瀚无际的青天。开头两句叙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后两句将乞巧的事交代得一清二楚，简明扼要，形象生动。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