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前四句写早行所感。起早赶路，诗人没有明说早到什么时候，他只说自己上马启程以后，无力地垂着马鞭，而让马自己自由地前进；走过了数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还未听见鸡鸣。“林下带残梦”使人意会到诗人是由梦乡中被唤起来上路的。以致出发以后，依然梦思缕缕，睡意绵绵，足见其赶路之早。“叶飞时忽惊”，是对上一句诗的承接和申述，进一步强调出“早行”来。“林下”和“叶飞”互文，只有在林下路过，才会被落叶所惊醒。这就把行旅者早行时的情景，十分真切地描摹了出来。
第五、六句是诗人通过自己身处的环境来写早行。“霜凝孤鹤迥，月晓远山横”正反映出晚唐时期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诗人早行时的心理状态。此刻天时尚早，天宇大地还笼罩于一片迷蒙的夜色之中。这种情景，对于一个野旅行役者来说，是会产生一种孤独寂寞之感的。前路漫漫，思绪纷乱，各种各样的操心也就油然而生。“孤鹤”与其说是真实之景，还不如说是作者的自况。诗人的心绪不宁、心神不定，不言而喻。因此，这两句诗明显地表达出诗人早行时的那种特有的悲怆、孤度寂莫的心理感受。至此，早行时的凄清气氛、早行者的孤苦情绪，情景交融地表现了出来。
后两句写作者和僮仆的交流和行为。“僮仆休辞险”，当僮仆抱怨路途艰险，漫漫无际的时候，作者回答说“时平路复平”，当然，此“平”非彼“平”，作者结尾用这种与僮仆之间近乎玩笑般的对话作结，也正反映出了自己对于时局的忧虑和担忧。作为晚唐的一位诗人，杜牧对于晚唐的时局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和关切，他的许多诗歌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