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全诗四章，全以萧艾含露起兴。萧艾，一种可供祭祀用的香草，诸侯朝见天子，“有与助祭祀之礼”，故萧艾以喻诸侯。露水，常被用来比喻承受的恩泽。故此诗起兴以含蓄、形象的笔法巧妙地点明了诗旨所在：天子恩及四海，诸侯有幸承宠。如此，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完全是一副诸侯感恩戴德、极尽颂赞的景仰口吻。
首章写初见天子的情景及感受。“蓼彼萧斯，零露湑兮。”自古以来，阳光雨露多是皇恩浩荡的象征和比喻，而微臣小民多以草芥自比，因此，这开头两句可以是兴，也可以看作比。有幸见到了君王，或是得到了君王的恩宠，当然是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心里有多高兴自不待言，因此说：“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似是日日夜夜，朝思暮盼，今日终遂心愿后的表述。因为在诸侯看来，入朝面君，无疑是巨大的幸事，一个“写”字，形象地描画出诸侯无比兴奋、诚惶诚恐、激动得难以言表的感受。境由心造，心情舒畅当然见什么都高兴。和君王在一起宴饮谈笑，如坐春风，因此，自然会得到君王的首肯、赞许，尽情享受那种恩遇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当他们与天子共享宴乐之时，便争相倾吐心中的敬祝之情，完全沉浸在圣洁的朝圣之乐中。
二、三两章进一步描写君臣之谊，分别从诸侯与天子两方面落笔。对诸侯而言，无疑应感谢天子圣宠，“为龙为光”，这当然是“其德不爽”的结果。故最后祝天子“寿考不忘”；对天子而言，则是描写其和乐安详的圣容及与臣下如兄弟般的深情。可以说抓住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天子的风仪及修养。这样可亲可爱的天子，不可能不受到臣下的拥戴与崇敬。
末章借写天子离宴时车马的威仪进一步展示天子的不凡气度。看那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听那叮当悦耳的铃声和鸣，威而不滥，乐而不乱，恰恰表明天子不仅能够泽及四海，而且可以威加四夷，因此，他才能够集万福于一身，不愧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全诗以“和鸾雍雍，万福攸同”作结，为读者描绘了一派其乐融融的大祝福场面：四方车马齐聚，鸾铃叮当悦耳，臣民齐祝君王，万福万寿无疆！想来真是令人激动满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诗无论内容或是形式，均体现出雅诗的典型风格。因表现的是诸侯对天子的祝颂之情，未免有些拘谨，有些溢美，比起健康活泼、擅长抒发真情实感的民间风诗来，在艺术与情感上，可取之处便少了许多。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
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