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这首《谢池春》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写离别相思之苦，其中可以看出柳永“市民词”的影响。
开头三句，点出节令，中间隔过四句之后，又说“正佳时，仍晚昼”，继续点出黄昏时分。这样，所谓“正佳时”的“佳”字，才算有着落，有根据。可见章法针脚之绵密。上片写景，以“花径敛余红”等四个五言句子为主体的。这四句，笔锋触及了构成春天景物的众多方面，又各用一个非常恰当的动词把它们紧密相联，点得活生，有声有色，有动有静。“飞絮沾襟袖”一句里，已经暗示了“人”的存，为过片处的“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作一铺叙。著人，是“让人感觉到”的意思：“滋味”究竟是什么，却不能说得具体，只好用酒来比喻，而且又用“浓”来形容，用“真个”来强调，以诱读者尽量用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理解那种“滋味”，从而把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体会、可以感悟。
过片后的四个五言句，是这首词抒情部分的核心内容了。这四句写得深，写得细，它把“不见”和“相见”、“相见”和“相守”逐对比较。冠以“为问”二字，表明这还只是一种认识，一种追求，只能祈之于天、谋之于人，可是“天不老，人未偶”，仍然不得解决。“天不老”，本于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过来说，天不老也就是天无情，不肯帮忙，于是“人未偶”，目前还处于离别相思的境地，实没有办法，只好“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分付，有交托之义。将相思别恨交付庭前垂柳，则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思索的余地，正所谓含蓄而隽永。
周昉是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活跃在盛唐、中唐之际的画家，善画仕女，精描细绘，层层敷色。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著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他的手笔。杜牧此诗所咏的“屏风”上当有周昉所作的一幅仕女图。
“屏风周昉画纤腰”，“纤腰”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诗歌语汇，能给人特殊的诗意感受。它既是美人的同义语，又能给人以字面意义外的形象感，使得一个亭亭玉立、丰满而轻盈的美人宛然若在。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型丰腴，并有周昉画美人多肥的说法。倘把“纤腰”理解为楚宫式的细腰，固然呆相；若硬要按事实改“纤腰”作“肥腰”，那就更只能使人瞠目了。说到“画纤腰”，尚未具体描写，出人意外，下句却成“岁久丹青色半销”，—由于时间的侵蚀，屏风人物画已非旧观了。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一笔，但作者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画中人作正面的描绘。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说到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体会到海伦的美。”（莱辛《拉奥孔》）杜牧这里写画中人，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从画外引入一个“鸾发女”。据《初学记》，鸾为凤凰幼雏。“鸾发女”当是一贵家少女。从“玉窗”、“鸾发”等字，暗示出她的“娇娆”之态。但斜倚玉窗、拂尘观画的她，却完全忘记她自个儿的“娇娆”，反在那里“妒娇娆”（即妒嫉画中人）。“斜倚玉窗”，是从少女出神的姿态写画中人产生的效果，而“妒”字进一步从少女心理上写出那微妙的效果。它竟能叫一位妙龄娇娆的少女怅然自失，“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此处为杜牧）不能用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呵，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按：也可是妒嫉）描写出来，那你就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拉奥孔》）
从美的效果来写美，《陌上桑》就有成功的运用。然而杜牧《屏风绝句》依然有其独创性。“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从异性相悦的角度，写普通人因见美人而惊讶自失：“拂尘犹自妒娇娆”，则从同性相“妒”的角度，写美人见更美者而惊讶自失。二者颇异其趣，各有千秋。此外，杜牧写的是画中人，而画，又是“丹青色半销”的画，可它居然仍有如此魅力（诗中“犹自”二字，语带赞叹），则周昉之画初成时，曾给人无比新鲜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加倍”手法，与后来王安石“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的名句机心暗合。它使读者从想象中追寻画的旧影，比直接显现更隽永有味。
诗和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观形相的逼真显现是画之所长，诗之所短。所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穷形尽相的描写并不见佳；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动态写来，便有画所难及处；而从美的效果来写美，更是诗之特长。《屏风绝句》写画而充分发挥了诗的特长，就是它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