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
以“南来数骑，问征尘”二句起笔，写作者对南方形势的关心，所以碰到从南宋来的人就向他询问消息。但询问的结果，却是“江头风恶”，即形势不好。家铉翁北赴之后，南宋流亡小朝廷继续坚持斗争，这里，作者关心的，可能就是这种反元斗争形势。“耿耿”两句，写出作者（也可能包括陈正言在内）的孤忠与气节。“磨不尽”三字，指耿耿孤忠如磐石一般的坚固，同时也包含了他在北方所受的种种磨难。磨难愈重，他的志向就愈加坚定，作者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但因为作者身在北地，远离祖国，其孤忠不被人知，故云“唯有老天知得”。“短棹”五句，则转入对丙子（1276）之难的回忆。这五句所写乃是南宋临安被破的过程，其惨痛之情状，令作者终身难忘铭心。“短棹浮淮，轻毡渡汉”，是写元军南下。元军渡淮，揭开了亡宋战争的序幕；而元军（元人戴毡笠，故这里以“轻毡”称之）渡汉水，则直接导致了临安的陷落。元军在襄樊战役之后，立即潜兵入汉水，水陆并进，与渡淮元军互相呼应，势如破竹，于是在德祐二年正月，兵临临安城下。“回首觚棱泣”是写作者在北赴途中回望京城宫阙而失声痛哭。“觚棱”，即觚稜，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这里代指宫阙。词中“缄书欲上、惊传天外清跸”，指的是这一历史事件。
“清跸”，指皇帝出行时，清道戒严，这里指宋三宫北迁。事变大而迅速，故加“惊”字。大都、临安相距三千余里，故云“天外”。以上这五句，写事变接踵而起，连用“短棹”、“轻毡”、“回首”、“欲上”、“惊传”等语词，语气急促，有倏忽千里之势，作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头的压抑悲怆，历历在目。词的下片写作者被扣留北方后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以及作者慨然面对，毫不动摇的气节风骨。“路人”五句，写作者引苏武自喻。“昔汉家使者”，指苏武，由“路人指示荒台”句看，苏武“曾留行迹”的“荒台”，正在作者眼前。所以，“曾留行迹”，既是写苏武的经历，也是写作者自己遭际。以喻作者与苏武当年处境相同。“我节”两句，是将自与苏武并提并论，苏武持节漠北，最终不改初衷，而作者也同样是“我节君袍雪样明”。家铉翁身处绝域，不变节，不易服，贞如冰雪，故云“雪样明”；其心迹行事，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所以说“俯仰都无愧色”。结处“送子”五句，是送别陈正言的话，意思有两层，一是趁您堂上“慈颜未老”，正可回去与家团圆承欢，并享三径馀乐。“三径”，即指隐居故园，是用蒋诩故事。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归故里，院中辟有三径，只与求仲、羊仲往来。二是表示自己不易其节。这层意思是通过回答故人询问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片赤城之心寓于委婉的言辞之中，虽不是表面上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读来却更令人感慨不已，由衷叹赞。从家铉翁的《则堂集》看，大约凡友朋回南，他送别时总要表达同样的心情。
此词上片虽从眼前现状落笔，但主要还是写对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回忆，多用赋笔的手法，下片则重在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气节。在异域之中送别具有同样遭遇的友人回到也同样为自己所朝思暮想的地方，最容易让人激动感伤。同时也激励他人，作者送别友人，只能依旧在北国羁留，心中的愁苦可谓至深。
然而作者却并未伤悲沉沦，而是以此自励，鼓动起感动天地的忠节气概。这种词，是一般送别词所无法比拟。至今读之，依旧觉其中蕴藏着一种坚如磐石的沉稳和不可征服的坚韧力量，不禁为之掩泣，为之勉励。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