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词，以神话传说与人间习俗为题材，抒写了人们的悲欢离合。上片写民间乞巧习俗；下片由七夕神话传说引发词人对神仙也难相聚的感叹。此词行文密丽、疏密相间、隶事渊雅，用笔疏宕，用事雅致而富有深意。
词的上阙写民间乞巧习俗。每年阴历七月七日之夜妇女们向织女星乞求智巧，谓之“乞巧”。《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tōu，石似金者，即黄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词之开章写妇女们在新凉之夜，洗浴完毕，懒于早睡；而在庭院中饮酒嬉戏，结彩线，穿绣针以乞巧。“懒浴新凉睡早”是倒文。“雪靥”一词，勾出人物是年轻的女子，她们浴后肌肤雪白，面颊上的酒窝满含笑意。“酒红”二字把女子们乞巧时食瓜饮酒等活动形象写出。“绣·针”二字点出七夕乞巧。“倚楼”既交待了女子的身份，又点出了活动的地点。此三句一气赶下，写女子们的乞巧活动。歇拍“月冷波光梦觉”一句，一个大的转折写到女子在绣楼入睡的情况。此时月光如水，照着睡梦中的女子，那冷冷的月光使梦中人惊醒，故“觉”字，引出下片的内容。
下阙引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出闺怨。过片“怕闻井叶西风到”，“秋”在古人心中常常是“自古逢秋多寂寥”（刘禹锡语）“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曹丕诗句）；“秋”常引起人们萧瑟、凄凉的感受，更会引起“念君客游思断肠，贱妾茕茕守空房”（曹丕语）游子思妇的。伤别之恨。词中的“怕闻”二字，就是含蓄地写出此情。“粉河不语堕秋晓”一句以银河日没的形象，写出七夕过后，“牵牛织女遥相望”的离情别恨。此句运用拟人手法，以银河日隐的无奈，表达了对牛郎织女长别的同情。“恨多少”不仅写牛郎织女的离恨，也表达了多少女子的愁离恨别。故而以反诘句出之，强调了词眼。结句“云雨人间未了”化用宋玉《高唐赋序》中的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高唐，离别时神女谓“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典故，写出人间男女总是有“未了情”的惆怅。
全词以“恨”为中心，层层展开。下片是全词重点，从正面出之。“怕闻”句化用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草木摇落、客游断肠、茕茕空房的意境，引出“恨多少”三字，“粉河”句，从银河隐去、牛女相别的意象补叙“恨多少”之情，最后又以“云雨人间未了”化用楚王、神女相会相别的典故，再次渲染“恨多少”。上片写女子乞巧的欢愉之情，是反衬伤离恨别之情，是从对面写起，如此可见章法上的跌宕起伏，独具匠心。
此词的另一特点是疏密相间，隶事渊雅。况周颐曰：“梦窗密处，能无数丽字。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如上片行文密丽，“雪靥酒红”红白相间，不仅色彩秘丽，而且“雪靥”写新浴后肌肤洁白细腻，面容娇美，“酒红”写出浴后饮酒乞巧，脸色红艳的情况。而“月冷波光梦觉”一句，不仅写出月光如水，而且写出女子人睡梦醒时的感受，“月冷”运用通感手法，揭示“梦觉”，引出下片的离情别恨。下片全部意象写“未了”情，围绕“恨”字，以桐叶翻飞、西风萧瑟、银河坠隐等景物烘托，其用笔是疏宕的。在隶事上，由七夕的乞巧民俗，到神话的牛女银河相会，用事雅致而富有深意，可见其“锤炼之工”。（郑文焯语）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本篇是诗人吴均《山中杂诗》的三首之一。作品通过对山居小屋悠远、静谧的环境描写，表现了诗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闲适自在的心情。
“山际见来烟。”“这里的山际”说的是目所能及的山与天相接的地方，写的是极目远望之处。“来烟”，写的是诗人远望所见的动感物象，即远远地看见岚气云烟从天边飘来，这一描写有力地再现了山居小屋环境的深邃和悠远，给人创建了一个极其丰富的幽深神秘的美感想象空间。
“竹中窥落日。”这句的“竹中”，从一个“窥”字可以看出说的应该是竹林的空隙，“落日”就是诗人从竹林的空隙中“窥”见到的明亮清新的一个动感物象。从这个“窥”字我们不难看出，诗人这里写的是近景，即从竹林的空隙中窥视到的红红的落日。这一“窥”，巧妙而又生动地增强了夕阳余晖洒落竹林时刻山居小屋环境优雅、明亮的美感。
如果说在前两句中诗人不惜笔墨为我们再现了山居小屋的环境，那么下边两句写的则是小屋本身的特点。
“鸟向檐上飞。”“向”可以理解为“从”，也可理解为“在”。“ 檐上飞”，说的是傍晚了，鸟儿们快要归巢了，于是在房檐儿上悠闲地，自由自在地,叽叽喳喳地，一会儿飞过来，一会儿又飞过去。这一句写的是山居小屋的近景，是近距离的所见，描绘的是一种清新、明快的场景，它在向人们透露着一种愉悦与欣喜的情怀。
“云从窗里出。”“云”是不可能从“窗里出”的，诗人写的其实也就是一种感觉，我们不妨体会一下，如果站在山脚下，远看山居小屋窗前的景象，那洁白的云朵在小屋的窗前悠闲地飘动，仿佛就是从窗户里飘出来的。这感觉是何等的神奇呀。
诗写得十分精炼。四句写出四个各自独立的画面，如同电影镜头的连接那样，合起来使人感到高而深的山中是那么清幽，甚至冷寂。烟、日、鸟、云都在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无限的静。由这一片寂静，又使人感到诗人心中是那么清静。他没有一点儿杂念，只是静静地观赏着这一切。如果细细吟味，还可感到三、四句隐隐流露出诗人的几分新奇感。高飞的鸟与屋檐齐高，白云由窗间流出，这种景象在平地上见不到，因而使诗人感到有趣。
四句是两副对子。前两句“见”、“窥”的主体是诗人，后两句的主体则是“鸟”和“云”。前两句的节奏是二、一、二，后两句是二、二、一。这样，全诗虽然篇幅短小，内容单纯，却因句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至于不显得单调了。
此诗写作极有章法，动静结合。前两句形成大的环境氛围和背景；后两句点染出具体生动的景物，造成巨细相衬的艺术效果。同时，景物动静结合，构成山居特有的景物环境氛围。诗人又运用景中有人、景中含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观察写出景物，寄托自己的情志于景物环境之中，体现了山居的清静超脱，远离尘嚣，表达了诗人安贫乐道的思想，也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诗人李贺抱着满腔热忱来到长安，冀望通过“荫子得官”的途径，求得一官半职，实现其济民报国的人生抱负。而现实生活对他的回报却是无情的，奉礼郎官职卑微，受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冷遇和排挤，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愤，时时袭来心头。在萧瑟寒冷的秋雨中，他滞留馆舍，触景生情，凭借诗句抒发郁结于心头的忧愤。诗的首句用“谁家子”唱发，“仿佛自问，极愤郁之致”（叶葱奇《李贺诗集注》）。诗人来到长安，感受到秋意的萧瑟，更感受到“落莫”与“牢落”，壮年怀着羁居他乡的怨恨，梦见自己白发满头，暗自悲泣。“瘦马”以下四句，从直接抒情转入即景描写，诗人所骑的瘦马，喂饲劣等草料，雨沫飘零在寒沟里；遥望南宫，古帘下一片昏暗，只听到更筹声从雨中传来。笔触细致的景物描写，紧紧扣住“滞雨”的题意行笔，既能表现诗人贫困、飘零的景况，又能暗喻吏部官员的昏庸，着墨不多，而意境融沏。最后四句，诗人驰骋想象，一会儿想归回故乡。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白云脚下，一会儿又想到投笔从戎，立功封侯。诗人不甘心沉沦下僚，不满于现状，亟想摆脱困境，徘徊于进退、穷通之间。
全诗基调极为低沉忧郁，结尾突然振起一笔，写出“客帐梦封侯”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自作宽慰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