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散曲描绘了一幅秋日登楼远眺的画面。

　　长空中雁飞成字，在诗词中已常有表现，如吴融《新雁》“一字横来背晚晖”、苏轼《虚飘飘》“雁字一行书绛霄”、张炎《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等等，但多是一笔带过。该曲将天空与雁行分开来铺写，秋雁的“一行愁字”就分外醒目；而这一切又是在枫枯柳瘦、夕阳空阑的铺垫下托出，悲秋伤寂之意也就格外惊心。前三句静止，映合“江楼”；后两句活动，紧扣“晚眺”：在章法上也颇为井然有序。作者写枫、柳、夕阳、画阑都不甚动声色，“晴空莹然”甚而有情怀释然之意，却在末句推点出“一行雁一行愁字”。产生抑扬变化的效果不算，登楼晚眺的思乡之意，也在字面以外显示出来了。

　　稍后的散曲作家吴西逸，也有一首“落梅风”：“萦心事，惹恨词，更那堪动人秋思。画楼边几声新雁儿，不传书摆成个愁字。”末两句也颇为奇警。但雁行列队飞行，排成的不是“一”字就是“人”字，摆不成“愁”的复杂字样来；而“愁”字若作定语解释，则“一行雁一行愁字”要比“不传书摆成个愁字”更说得通。所以吴作极可能是受了该曲的影响；至少在读吴作之前，先应当读读这一篇。

　　本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夏，此时严武再次镇蜀。严父挺之与杜甫是旧交，严武屡次造访草堂，关怀有加。“西蜀樱桃也自红”，这是杜甫入蜀后第三次产生的亲切感受：成都的樱桃每到春天“也”同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指村农；筠笼，竹篮。村农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诗人与邻里相处欢洽。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满匀圆讶许同。”上句写樱桃成熟，诗人说，我几次把樱桃从篮中移置盘内，生恐碰损，却仍“愁”碰“破”。“万”形容数量其多。“许”，这样。下句写樱桃大小相等，诗人说，樱桃“万满匀圆”，令人惊“讶”：为何大小竟这样相“同”呢？二句写樱桃形体，隐含对果农种植技艺与劳动的赞美之意。

　　杜甫虽寄寓成都，但每有“不死会归秦”，“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想望和心愿。因而常常忆起在长安的往事。于是后四句便成为他忠爱之诚的由衷流露。“忆昨赐沾门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宫。”二句是追忆任左拾遗时在宫中蒙受恩赐，擎持归家的情景。

　　大明宫中有宣政殿，中书、门下二省都在宣政殿内，在门下省内接受樱桃之赐，退朝时分，徐徐擎出宫门。这一联的惊奇之处在于，诗人用两个专有名词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对皇恩的感戴。专有名词在诗中给人的联想是很少的，但此处却给人堂皇之感，“门下”表现了空间的纵深，“大明”渲染出庄严辉煌的气势，两个实打实的名词被诗人巧妙地虚化了。唐人李嘉祐诗云“秋冷白云司”，“白云司”指刑部，与“秋冷”连属，别有清峭之气，和杜诗此联一样，都是点铁成金之句。

　　以时间词为标识，全诗可分作三层：前两联——“今日”；第三联——“昨日”；第四联——“今日”。第三联出于诗人的记忆。引逗这记忆的，是“野人送朱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诗的第一联把题目展开了：“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起句看似自然，实则不同寻常，这全体现在最虚的“也”字上。最轻的字眼，诗人赋予其最饱满的重量。“也”字像是一个呼唤，唤起了当年长安宫中的赐樱之事，原来西蜀的樱桃也这么红啊，时空的感觉包孕在这个“也”字之中。

　　诗的首联中，“也”字之外，“红”、“满”亦不是随意用之，二字与下联以“愁”、“讶”写对樱桃的珍惜是呼应着的。清人朱瀚说：“红言其熟，起细写仍破；满言其多，起万满许同”。“写”同“泻”，言用水漂洗，“愁仍破”，即愁其破而仍破；“许”，唐人常用口语，如许之意，“讶许同”，即令“我”惊奇竟如此相同，庾信诗云：“讶许能含笑”。此二句融入口语，言约义丰，见出诗人语言的锤炼之功。末联“金盘玉箸”承第三联大明宫富丽堂皇的意象而来，从记忆中醒来，回到“任转蓬”的蜀地“此日”。

　　这是一首咏物诗。它以“朱樱”为描写对象，采用今昔对比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供职门下省时的生活细节的深情忆念。这就从内容上增添了生活层面和感情厚度。它使我们看到一个既与劳动群众友善，又对王朝怀有忠爱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昔人谓“杜诗咏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絸斋诗话》）此诗可贵处，就在于能画出一个飘零中的诗人。与此相适应，此诗“终篇语皆遒丽。”樱桃“自红”，野人“相赠”，“忆昨赐沾”，“早朝擎出”，“ 此日尝新”，都以遒劲取胜。而“细写愁仍破”， “ 匀圆讶许同”，与“金盘玉筋无消息”等，则又显得很明丽。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