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雁是深秋的象征。宋彭乘《墨客挥犀》：“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到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入夜了如何会“白雁乱飞”，曲作者没有讲，但同下半句的“秋似雪”必有关系。这里说“似雪”，是因为秋天满布着白霜；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足见白雁也会同乌鸦那样受到“霜满天”的惊扰。次句续写凉夜露水增重的秋景，依然是清凄的笔调，视点却从天空转移到地面。这样就为人物的出现腾出了环境。
作者的出场是飘然而至的。“扫却石边云”，古人以为云出石中，故以“云根”作为山石的别名，这里无疑是指夜间岩壁旁近的雾气。作者袍角“扫却”了它们，那就几乎是擦着山石而疾行，也不怕擦碰跌绊，这其间已经透出了作者的酒意。下句“醉踏松根月”，则明明白白承认了自己的醉态。“松根月”是指地面靠近松树树根的月光，明月透过松树的荫盖，落到地上已是斑斑驳驳，作者专寻这样的“月”来“踏”，这就显出了他脚步的趔趄。这样的大醉急行，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果然，他仰面朝天躺倒在地，起初还能瞥望“星斗满天”，随后便将外部世界什么也不放在心上，酣然高眠，“人睡也”。
短短五句，将人物的旷放超豪，表现得入木三分。五句中分插了“雪”、“露”、“云”、“月”、“星”五个关于天象的名词，或实指，或虚影，颇见巧妙。五句中无不在层层状写露天的夜景，却以人物我行我素的行动超脱待之，显示了旷达的高怀。以起首的“白雁乱飞”与结末的“人睡也”作一对照，更能见出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以“秋居”为题目，而写的是醉后的露宿，这就明显带有“以天地为屋宇，万物于我何与哉”的旷达意味，由此亦可见作者以此为豪、以此为快的情趣。
秋天年复一年来到人间，面目都是一样的，而到了诗人笔下，它却千变万化。吴西逸这首《清江引·秋居》清淡雅洁、宁静淡泊，像没有人间烟火味的仙界，这是一位隐君子的精神追求。曲子的整个色调是洁白晶莹的。白雁飞过，虽是秋天但让人感觉在下雪。在这支小令中，作者突出了对意象的细节描写，来体现自由自在的田园乐趣。该诗表达了作者追求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保持高雅的情操。
据《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六月的一项制命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絁、绸、丝、绵等”，搜刮的名目可谓繁多，但也明文规定了征税的时间是在夏季。因为只有夏收后，老百姓才有丝织品可交。可是到了唐末，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就加紧掠夺，把征收夏税的时间提前了：官家在二月征收新丝。这是多么蛮横无理！阴历二月，春风料峭，寒气袭人。采桑女凌晨即起采桑，可见多么勤劳。可她却无法使“桑芽”变成桑叶，更无法使蚂蚁般大小的蚕子马上长大吐丝结茧。而如狼似虎的里胥（里中小吏），早就逼上门来，催她二月交新丝。想到此，她手攀着柔长的桑枝，眼泪如雨一般滚下。诗人不着一字议论，而以一位勤劳善良的采桑女子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所遭到的痛苦，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
先“画龙”后“点睛”，是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诗人先写蚕子细小，继写无桑叶可采，接着通过采桑女的泪眼愁思，写出今年蚕事不如去年。这些描写，抓住了“有包孕”的片刻，含意丰富，暗示性很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蚕细”可能会因“春寒”而冻死；无桑叶，蚕子可能会饿死；即使蚕子成活下来，但距离吐丝、结茧的日子还很远。据《蚕书》记载，蚕卵孵化成虫后九日，开始蜕皮，蜕皮期间不食不动称“眠”，七日一眠，经过四眠，蚕虫才吐丝结茧。这期间，不知采桑女还要花费多少艰难辛苦的劳动。可是，就在这蚕细如蚁，初眠尚未进行，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里胥就上门催逼。这一点睛之笔，力重千钧，点出了采桑女下泪的原因，突出了主题。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余意无穷，耐人回味和想象。
诗的另一特点是人物的动作描写和心理刻画相结合。“手挽长条泪如雨”，写出了采桑女辛勤劳动而又悲切愁苦的形态。“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点出采桑女心中的忧虑事，再加上她愁听门外里胥催逼的声音，诗人把形态和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使采桑女形象感人至深。
此诗语言质朴生动。“桑芽才努青鸦嘴”，诗人用工笔细致地描绘出桑枝上那斑斑点点的嫩芽形状，酷肖而生动。“青鸦嘴”比喻“桑芽”。“努”，用力冒出的意思。用“才努”把“桑芽”与“青鸦嘴”连接起来，既说明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又精细地刻画出“桑芽”在春风中正在“努”的动态。一“努”字，用拟人手法当即就把桑芽写活了，给画面增添了情趣。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