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七律，是借用了乐府古题“独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云：“独不见，伤思而不得见也。”此诗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她所“思而不得见”的是征戍辽阳十玳不归的丈夫。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描述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落叶萧萧的秋夜，身居华屋之中，心驰万里之外，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此诗对后来唐代律诗，尤其是边塞诗影响很大，历来评价甚高。姚鼐说它“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卢家少妇，名莫愁，梁武帝萧衍诗中的人物，后来用作少妇的代称。郁金是一种香料，和泥涂壁能使室内芳香；玳瑁是一种海龟，龟甲极美观，可作装饰品。开头两句以重彩浓笔夸张地描绘女主人公闺房之美：四壁以郁金香和泥涂饰，顶梁也用玳瑁壳装点起来，无比芬芳，无比华丽。连海燕也飞到梁上来安栖了。“双栖”两字，暗用比兴。看到梁上海燕那相依相偎的柔情密意，这位“莫愁”女也许有所感触吧。此时，又听到窗外西风吹落叶的声音和频频传来的捣衣的砧杵之声。秋深了，天凉了，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御冬的寒衣，有征夫游子在外的人家，就更要格外加紧了。这进一步勾起少妇心中之愁。“寒砧催木叶”，造句十分奇警。分明是萧萧落叶催人捣衣而砧声不止，诗人却故意主宾倒置，以渲染砧声所引起的心理反响。事实上，正是寒砧声落叶声汇集起来在催动着闺中少妇的相思，促使她更觉内心的空虚寂寞，更觉不见所思的愁苦。夫婿远戍辽阳，一去就是十玳，她的苦苦相忆，也已整整十玳了。
颈联出句的“白狼河北”正应上联的辽阳。主人公想：十玳了，夫婿音讯断绝，他现在处境怎样？命运是吉是凶？几时才能归来？还有无归来之日？一切一切，都在茫茫未卜之中，叫人连怀念都没有一个准着落。因此，这位长安城南的思妇，在这秋夜空闺之中，心境就不单是孤独、寂寥，也不只是思念、盼望，而且在担心，在忧虑，在惴惴不安，愈思愈愁，愈想愈怕，以至于不敢想象了。上联的“忆”字，在这里有了更深一层的表现。
寒砧声声，秋叶萧萧，叫卢家少妇无法入眠。更有那一轮恼人的明月，竟也来凑趣，透过窗纱把流黄帏帐照得明晃晃的炫人眼目，给人愁上添愁。前六句是诗人充满同情的描述，到这结尾两句则转为女主人公愁苦已极的独白，她不胜其愁而迁怒于明月了。诗句构思新巧，比之前人写望月怀远的意境大大开拓一步，从而增强了抒情色彩。
这首诗，人物心情与环境气氛密切结合。“海燕双栖玳瑁梁”烘托“卢家少妇郁金堂”的孤独寂寞，寒砧木叶、城南秋夜，烘托“十玳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的思念忧愁，尾联“含愁独不见”的情语借助“明月照流黄”的景物渲染，便显得余韵无穷。论手法，则有反面的映照（“海燕双栖”），有正面的衬托（“木叶”、“秋夜长”），多方面多角度地抒写了女主人公“思而不得见”的愁肠。诗虽取材于闺阁生活，语言也未脱尽齐梁以来的浮艳习气，却显得境界广远，气势飞动，读起来给人一种“顺流直下”（《诗薮·内编》卷五）之感。
此诗歌颂石亨的这一段战迹，诗人的用心在于借怀念石亨以呼唤现实生活中抗敌卫国的英雄。全诗分三部分。
开篇四句是全诗的一个引子，诗人自述，当他来到清风店南时，当地父老向他讲述了在上一个己巳年发生在店北的那一场战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锻尚带勤王字”二句，不仅在空间上展开，指明古战场的方位，以及上次战争的遗迹，而且在时间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诗作从第五句起也就顺势折入对己巳年间战争的回忆。
自“忆昔蒙尘实惨怛”至“岂说唐朝郭子仪”共三十句，是全诗的主干部分。这部分用笔的特点在于，不作泛泛的叙述，而是采用绘形绘色的再现，“忆惜”句点出八月间英宗被俘一事，“蒙尘”谓天子被俘。“反覆”句写再次进攻。时间已到十月。“反覆”是一再的意思，十月间的进攻已非首次，所以这样说。“势如风雨至，脱胎于高适《燕歌行》的“胡骑凭陵杂风雨”，铁骑来袭，犹如风雨骤至，极言其迅猛。继而写敌兵一路过关夺隘，直通京师城下：“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关头昼吹角”表明此关已落入敌手，幽州和朔方因之笼罩在浓重的战争气氛之中。彰义门前胡儿饮马。烽火烛天，意味着京城已危在旦夕。在写足敌方以后，转写石亨一面。“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以“若雷电”形象地写出石亨的军队奔进之速与气势之壮，由此不难想见士气之高昂。“天清野旷”四字，本于杜甫《悲陈陶》“野旷天清无战声”句。“天清”言天时，“野旷”说地利。这两句从主客观两方面表明决战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都已具备，似乎只待短兵相接了。出乎意料的是，用笔上忽然荡开，插入对战区百姓情况的描写。据历史记载，在清风店保卫战中，百姓们同仇敌忾，投石助战。诗中写“野人屋上看旌旄”可见对战事的关心；“吾民岂保清风店”，更有毁家纤难的慷慨气概。但描写的侧重点则在于战事带给百姓的恐惧与灾难，“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展天风怒号”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诗句。写百姓的若难，从另一角度加强了对战争氛围的渲染，更为进一步写石亨作好铺垫，见出石亨抗击入侵之敌既是保卫明王朝的需要，也是救民于水火的义举。对石亨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但很有层次感而且写得相当精彩。“挺戈出”，是石亨刚一露面时的英姿；“杀敌不异草与蒿”，写他“有我无敌”，猛勇冲杀；“追北归来血洗刀”，写他杀伤甚多，胜利返回。“白日不动苍天高”，一句相当深入而细致地表现了石亨等人在血战之后突然抬头时的特定感受，也是拟人化了的“白日”“苍天”在见到人间的厮杀场面时感到吃惊以至变得出神的表现。杨慎在《空同诗选》中于此七字旁加圈，见出他对这一神来之笔的句子是颇为欣赏的。“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从敌人一面说石亨的战功；“处处欢声嗓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从百姓一面写克敌制胜引起的广泛而又热烈的反响。主干部分开始时写敌人，表现的是敌入的嚣张；写百姓，侧重于写出战争环境中百姓的痛苦。至这一部分行将结束、再次写到敌人与百姓时，敌人已是溃败之师，百姓已沉爱子欢乐的气氛之中，从而与中间正面有写石亨的主要笔墨互相呼应，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并歌颂了石亨的战功。“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在前面叙述描写基础上的议沦、抒情。西汉时霍去病六击匈奴，战功卓著；唐朝郭子仪，大破安禄山，有再造唐室之功，引霍、郭作比，且以“休夸”、“岂说”加以比较评价，意谓石亨决不霍之下，可见诗人对己巳年间进行保卫战的石亨评价之高。
从“沉吟此事六十春”至诗末共十四句，是全诗的结尾部分。全诗的语气由开篇的第一人称，至中腹改用第三人称，至此重又改为第一人称。写法上，由倒叙历史重又拉回到现实。诗人途经古战场，时间已是六十年后的另一个已巳年，其时正当日暮，“黄云落日”下，“古骨”暴露于野，砂飞石走，景象惨淡。诗人下马折柳，席地而坐，向东北方向的居庸关的所在地遥望，在想像中出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千官迎驾的热烈场面。瓦剌统领也先在己巳年战败后，挟英宗诱和不成，不得已于下一年将英宗送还北京。诗中称英宗为“中兴主”，虽不免夸大，但从歌顷石亨战功的角度写到英宗的回归，还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枭雄”二句，由前之写英宗，仍复转回到石亨身上。以杨石并提，重点在石亨，杨弘为连类而及。此二句意在以汉明帝时的中兴功臣作比，突出石亨力挽狂澜的砥柱作用。诗的结尾落到“安得弄生此辈西备胡”，诗人抚今忆昔，回顾历史，日的正是为了呼唤现实中的英雄。
诗的构想宏大，结构紧凑，熔深沉与悲壮为一炉。感情真挚，抒写真切，六十年前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沉雄蹈厉，振奋人心。诗的意境深沉，情绪激昂，一时如雷如电，一时如火如风，一时如泣如诉，感人甚深。特别是策马古战场，折柳坐望居庸关一节，感怀沉思，哨然长叹，神情声貌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忧患。
“屋下”两句，点明“望湖楼”是座傍山依水的建筑物。楼宇挑出水面，所以“屋下半”有“流水”淙淙；隔着楼顶望去，可以看到青山蜿蜓。“当心”两句，“当心”应作“赏心”。此言是楼面湖而筑，门窗开处，千顷平静似镜的湖水皆入眼中，水光掩映之下，使楼内满室生寒，真是“水光潋滟晴方好”，使人见后赏心悦目。“云起”三句，写远眺。此言如果湖对面的南高峰上罩上了黑云，那末这儿一时半刻还不致会有雨；又如果是楼后面的北高峰上云雾收敛的话，那末这里也就会马上会转晴了。据此，望湖楼应在北高峰前的西湖北面。又看那云来云去，以天作纸，以云作画，像是有一个大手笔在用一支“健笔”着意地挥洒。“俯瞰”两句，形容楼之高。此言从望湖楼上可以低首远望远处古老的城墙，那窗外的栏干，挡不住词人的视线。
“绣鞍马”五句，写游湖之人中午都来楼中休息。此言那些骑在铺着绣鞍的俊马上的游客们，从绿水青山中尽兴返回，到“望湖楼”时刚好日至正午。在等候午餐之间，有人信手翻阅起随身所带的书本。“缃编”，即缃帙，系浅黄色的书套，这里借代为书本。欧阳修《进唐书表》有：“久披缃帙，粗定铅黄”可证之。“残照”三句，写黄昏景。言游客们在楼中酒醉饭饱之后，不知不觉中已临近黄昏。他们还可以从楼上观赏到落日余晖。那时候湖面上已经没有了游船。当蛾眉月升起之时，它似乎是挂在楼门帘边的银钩一般，更显得湖山如画般清新可爱。从“新月”句中可知，“望湖楼” 确在北高峰前的西湖边上，因此游客可从楼中如平湖秋月那样的欣赏月色了。再是“新月”，也点明时在月初。词人从翠绿色的壶形窗中望了出去，岸边游人似乎是行走在镶嵌的画框里一样。“天际”两句。言当远处隐隐约约地响起牧童晚归时的牧笛声时，很快这花花世界又将融入进漫漫长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