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１６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２０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
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故地重游，将身世之叹融进景色描写中，厚实沉重。上阕写景。楼前景色如画，由“东风紧送斜阳”逼出“顿老相如”。词人炼意炼句，用心精细。下阕第一句“伤春不在高楼上”，将忆旧伤别之情托出，跌宕起伏。“怕舣游船”句，实“怕”在水中见到自己清瘦的倒影！“飞红”三句伤春。“吹尽”、“泪满”一联凄凉萧瑟，触动词人无限哀情。这哀情，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国的。
起首“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阑浅画成图。”三句写丰乐楼内外所见景色，由酒楼边的修竹，写到楼下的垂杨，再写登楼远眺，湖光山色如诗如画。这三句，如杨铁夫在《吴梦窗词笺释》中所分析，“‘凝妆’，远见；‘驻马’则是从近处观察；‘凭阑’，已登楼。层次井然。”“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二句紧承第三句。凭阑一望，展现在眼底的湖山既宛如天开图画；而天际适有雁阵掠过。又恰似这幅画图上题写的诗句。到此，写足瞭望中所见之美景，也点出了分韵题之事。接下去，作者跳过了铺叙宴饮尽醉的一般写法在“东风紧送斜阳上，弄旧寒、晚酒醒馀”两句中，所写的已是酒醒之后。句中以“东风”点明季节，以“斜阳下”点明时间。其“旧寒”二字则暗示此次是旧地重游，从而引出过拍“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三句。这时，酒已醒，日已暮，晚风送寒，一天的欢会已是场终人散。词人抚今思昔，楼犹是旧楼，景犹是故景，春花依然如前，而看花之人已老。其怅惘之情，近似苏轼《东阑梨花》诗所写的“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这里，巧用“顿”老，以见岁月流逝之疾和人事变化之速。
下片换头三句，既紧承上片最后已流露出的花前“伤春”之感，而又把词意推开，另辟新境，可以说既达到了“藉断丝连”、又达到了“异军突起”的要求。上片，句句不离丰乐楼；下片却一开头就以“不在高楼上”五字撇开此楼，而把“伤春”之地由“楼上”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灯前”、“雨外”。可是，词笔刚转换，随即又推开。下面“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琱”两句，又把想象跳跃到游湖与“临流”。句中的“清琱二字是回应上片”顿老相如“句。接着，词人临湖展开想象，在”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阑、总是愁鱼“两句中，在空间上把词思由湖面深入到”湖底“，并推已及物。寄情于景，想象湖底的游鱼也会为花落春去而顿生忧愁。结拍”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三句，更把词思在时间上由现在跳越到未来，想象此次重来故地，点点落红已令人百感交集，异日重来，也许柳绵也将吹尽。那时如果只见一片平芜，就更令人难以为怀了。
吴文英生活于南宋末期，国势垂危，因而他后期的词句常为感时哀世之作。这首词写于酒楼会饮、即席分韵的场合，而词人竟悲从中来，从而以咽抑凝回的词语表达了这种深切的感慨。其所触发的花前“伤春”之情，近似杜甫在一首《登楼》诗中所说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词中的“斜阳下”、“飞红”、“吹尽香绵”，都不仅是描写景物，而是因物兴悲，托景寄意，所寄托的正是对当时暗淡衰落的国运的无限忧思。正因词人作此词之时，万念潮生，忧思丛集，因而其词情也是感触多端、百转千回的，其词笔就也是跳动变换、忽彼忽此的。词中既有空间的跳跃，也有时间的跳跃，特别是下片，步步换景，句句转意，每转愈深。但是，尽管词句的跳动大，转换多，而整首词又是浑然一体，脉络分明的。梦窗词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深曲丽密，属于质实一派；而其成功之作又往往于密中见疏，实中见虚，重而不滞。这首词就是在丽密厚重中仍自具有空灵回荡之美的佳作。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