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辛弃疾的山水词与前代山水诗不同，不仅是单纯地摹拟自然，更重要的是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此词就是这样。据词序，《山鬼谣》之名是取屈原《离骚》《九歌》之意。《山鬼》，一曲人神恋歌，词人借以咏雨岩怪石。词写得诡异奇特，与石之“怪甚”十分相称。

　　上片头二句“问何年，此山来此？”著一“来”字便把偌大一座博山拟人化了。从历史长河中来看，这座山当有形成的日期，但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提问的对象，并不确指，又巧妙地以“西风落日无语”作答，使渺茫的太古融入了瑟瑟西风、奄奄落日之中，竟不可得一究诘之所。既渲染了冷峻阴森的气氛，又引起日落后神秘可怖的悬想。究诘既无所得，所以紧接着便以猜度之词说：“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白虎通义》：“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传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页。《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周易》“易有太极”疏云：“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说这怪石早于伏羲，实际上便把近在眼前的怪石写得超越千古，无与伦比。这是从纵的方面来写的。“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则是从眼前的景物照应远古写的。空山无人，溪水清澈，缘溪而行，一尘不染。人间虽然经历了沧桑，但这儿依然“红尘不到”，只此才与太古相似。既突出了雨岩环境的无比幽静，又透露了词人对纷扰、龌龊现实的厌恶。词人独游雨岩的词作，大多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空山独酌，孤寂可知，“一杯谁举”，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然而“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巨石不能与词人共饮，酒杯却又被山鸟打翻了。巨石不起，是无情之物体。而山鸟覆杯，可能是无心，也可能是有意，还或许是精灵所使。或真或幻把“山鬼”之灵从无写到有。由此可见，山鸟的插曲，正是人、物交感的契机。妙在写得空灵，犹如山鸟之去，无迹可寻。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

　　如果说上片写极静的意境，那么下片就写了极动的景象：龙潭风雨，足以惊人；长达三十馀丈的巨石，然被掀而舞，就更加骇人了。继之“四更山鬼吹灯啸”，不禁“惊倒世间儿女”。如此层层渲染，步步推进，直到“山鬼”出场，令人惊心动魄。词人对于雨岩之夜的描绘如此笔酣墨饱，显然是快意于这种景象。龙潭的风雨，石浪的掀舞，山鬼的呼啸，其势足以冲破如磐夜气，其力足以震撼浑浑噩噩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惊倒世间儿女”也没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词人长期被压抑被钳制的心声，突然爆发出最激越的声响。可知以怪石为知已，不仅在于它远古荒忽，阅尽沧桑，而且更在于它惊世绝俗，能使人在精神上受到震动。词人与之相通者，大概就在这里。他说：我以石为知已，石亦以我为知已。所以接着说“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这个“苦”字语意双关，既是说登山涉水之劳，也是说内心之苦，知已难得，人间难求。既“神交心许”，便深合默契，难分难解，所以最后说“待万里携君，鞭苔鸾凤，诵我《远游》赋”，从横的空间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诗云：“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词人要携带“山鬼”，驾驭鸾凤，云游万里了。词人在这里说“诵我《远游》赋”，主要是表明他追求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内心的苦闷是与追求理想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的，辛词的用意亦在于此。

　　这首词把写景合咏物揉合在一起来抒情言态。由于寓意深刻，感情炽热，形象生动，渗透着对国家兴亡和作者本人身世的感慨，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元人刘敏中曾写过一首《沁园春·号太初石为苍然》，显然摹仿此词。这说明《山鬼谣》一词，对后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此诗前四句写了深秋之意，秋深寒重，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其后两句言及诗人自己平日的修行状态，即独自参禅打坐，兼学道家；最后两句点题，写黎昕、裴迪二友的到访，于诗人有陶渊明载酒之欢。全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一番悠然。

　　此诗开篇，有意描摹深秋之意，秋已深、寒已重、雨已侵，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然而此际忽然一声疏钟透空传来，点晴处正在于此。由是作者瞬时感悟，豁然一切，白法已调狂象，玄言已问哲人。

　　此诗除沉稳之意趣外，另一别致处即在此“玄言”。诗佛并非是侍僧，终有“士子”之心。虽倾心于禅，但并未一心于禅，中国古代“士子”的明哲处即在兼包并蓄，无论何方神圣，于吾有用即为吾用。或被讥为心志不专，然人生之要义本在“护生”，志专而害生、妨生者亦有何义。所以“士子”此举最为温润、最有亲情。由于同是“士子”，王维此处佛、道并用，释、老并观，如十八般兵刃逐一对治，终于此凄风苦雨之际，调伏之悠然自得。最后一“空愧”语，自是惯常之以退为进之法。此一番自得之情，已是无言自喻耳。

　　此诗与《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意境相仿而更为浑成。此应缘于一者“夏日”，一者“秋夜”。而人生之年岁、境界似亦是“夏日”“秋夜”之别。故而心意尤为安稳，气象分外沉浑。深秋、虫鸣、凄雨、空堂、寒灯，此俱伤感之境象，自为抒愁感伤之良时。然此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颇为难得。概此晚挚友见访，兴会高论之余，兴致仍是盎然。由是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因之有此一番悠然。因亲情中缺失人生重要一环，故而王维于友朋之道甚为倾心，诗中与友朋唱和、同游，抒发相亲、相慕之作者众多。由是不难知晓，于此凄风苦雨之际，生性纤敏之王维，竟能如此安稳，狂象得以调伏、静心以问玄。黎昕、裴迪“见过”，于王维有陶渊明载酒之欢。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